核心提示: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本文摘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作者:朱鸿召,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为何抗日战争时期投奔延安,心向革命的女青年怕怀孕?
对生理现象的无知,与几乎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很多离开父母,叛逆家庭的革命女青年都是稀里煳涂地怀了孕。甚至她们中的有些人,是在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时,才去医院检查,知道自己已经是准妈妈了。这是她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因为革命还远远没有成功呀!
女大学员洪红(陆红)与教员徐以新,通过交际舞恋爱结婚,一年后怀孕了。她担心拖个孩子会影响工作,就“从早到晚勐跳勐蹦,用拳头使劲擂肚子,想把胎儿流下来”参见蒋巍、雪扬:《延安女性风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45页。。没想到这孩子比她还坚强,顽强地生了出来,还活了下来。
先后在抗大、女大和中央研究院学习过的石澜(梅洛),自称“我是一个貌不惊人、才不出众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国难当头而投奔延安寻求真理,承蒙错爱……”1942年9月1日与舒同结婚。由一个女战士成为妻子,她觉得最大的难关是怀孕后的妊娠反应。直到晚年,她仍然记忆犹新:
本来延安的小米饭、南瓜汤、盐水煮土豆,吃得香喷喷的。可是妊娠以后却难以下咽。当时我是多么想吃一条鱼啊!住在我隔壁的张鼎丞夫妇有一条咸鱼干,可惜已吃掉大半,但他们还是把剩下的半截送给我,我把它挂在墙上,想呕吐时舔一舔鱼味……有的孕妇反应严重,吃进多少吐出多少,吐完了食物吐胃液,吐完了胃液吐胆汁,好像五脏六腑都在腹腔里翻滚。本来延安的饭菜营养已经够单薄的了,加上不能进食,经过几个月的折腾,即使是矫健的年轻女战士,也会变成病号。胎儿的营养全靠母亲自身储备,十月怀胎,待婴儿哌哌坠地,做母亲的臼牙开始摇动脱落,脸上出现皱纹,脑筋反应迟钝,达不到一个战士的素质要求了。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90、93页。
对此体会最深的应当是贺子珍。自从1928年5月与毛泽东结婚以来,井冈山上,长征途中,陕北延安,她“生孩子实在生怕了,十年生了九胎,现在肚子里又怀孕了”。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以至于在抗大学习期间竟然晕倒在厕所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79页。又见王行娟:《贺子珍的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年4月第2版,第227页。而她执意离开毛泽东,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时,年方28岁。
于蓝与田方1940年11月7日在鲁艺结婚后,看到其他女同志做母亲的艰辛,希望自己“千万不要生孩子”。可是,偏偏自己也怀孕了,她怀着极大的恐惧,征得丈夫田方的同意,还征得戏剧系领导张庚的同意,并通过同学苏菲的帮助,得到其丈夫马海德医生的介绍,才得以到柳树店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所有的苦痛她都忍受了,能这样已经很幸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我恐慌极了”,“我苦恼了许久,瞒过田方,又去找苏菲同志,把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告诉了她。她多么善良、友好,理解我,帮助我找到几片药,吃了以后,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全部打下来,只好又去做了第二次人工流产。我只说是肚子痛,瞒过了田方和所有的人。”于蓝:《苦乐无边谈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91、94页。
这样的苦痛、暗伤和隐忧,是革命女青年们所始料不及的,也是没有任何精神思想准备与物质措施防范的。但即使是这样,于蓝还感到欣慰,因为她做了一般女同志想做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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