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杨绛充满尊严和信仰的一生 有尊严地活着(图)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杨绛

　　看到这个条子的郑土生激动得浑身发抖，当时所里人人惧怕，没人敢安慰他，就为这件事，郑土生说他感念了杨先生一辈子。

　　到干校后，杨先生在菜园班，郑土生干最苦最累的活，因为大家不让他打篮球，所以自己买了一个篮球，结果都说他有精神病。可他不在乎，杨先生也不在乎，照旧和他来往，听说他暖瓶碎了，要买一个送给他，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郑土生说自己尽量让杨先生过轻松点，收工时候陪杨先生走夜路，下大雪的时候，一早起来去扫杨先生门口的雪，怕老人滑倒，结果众人看见了也没什么话说。有一次钱先生和钱媛来看杨先生，三人在路上散步，郑土生不敢和他们说话，走近的时候悄悄用英语说：散步有利于胃。钱先生父女都对他会心一笑，他知道，杨先生肯定把自己为她做的一点小事都记在心里，对钱先生说过了。

　　更早时期认识杨先生的外文所的朱虹回忆起杨先生来，更是感动。让她难以忘怀的，同样是杨绛先生的人格魅力，特别有尊严感。1953年朱虹从北大西语系进外文所工作，当时杨绛她们都被称为“老先生”，可是杨先生并不老，每周开会，给朱虹深刻印象：“她特别端庄，穿得很整齐，可是不趋时，绝对不穿列宁装之类，有时候一些公共活动，我们不当一回事，知道是走过场，可是她很认真。”那个年代外文所斗争不断，批胡适，然后是拔白旗，杨绛被当白旗拔出来，当时被迫写批斗材料的是北大毕业的杨耀民，他事后非常痛苦，这位朱虹的同学后来在“文革”中被批斗自杀。朱虹向本刊记者回忆，杨耀民曾经和她忏悔过，说他抵挡不住组织的压力，是被迫的。朱虹说她一直想找机会和杨先生说这事，后来看杨先生自己的书中提到过杨耀民，心境很平和，显然已经原谅了杨耀民。

　　当时在外文所，整体气氛就对杨先生不友善。朱虹记得，当年作为最高标准的研究成果都是苏联的一些所谓马克思观点的文学批评，那些东西，她们都觉得价值不高，何况杨绛、李健吾、罗大冈等老先生，他们只能翻译小说来充当研究成果。“现在想想，老先生们的那批翻译，是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体现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杨先生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气质也很端庄，朱虹最佩服杨先生的，就是她在什么情况下都抱有尊严感，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朱虹用了“漂亮”来形容杨先生，她的那种漂亮，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不用说干校阶段了，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见到我们，拿把糖过来，让我们补身体；不管多脏多累，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100岁了还这样。我和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没钱犯愁，结果杨先生不知道怎么了解到了，立刻送了300块钱过来，当时她送出去很多钱，别人不还，她也从来不要。”

　　朱虹告诉本刊记者，“文革”初期，工宣队要求所有人住单位，杨先生和另外5名同志住大通铺，朱虹说也没怎么看见，就发现杨先生已经换好一身旧衣服，睡在床边上，大家本来是不同政治派别，没话找话，杨先生轻声细语说到她爱给钱媛做炸小鸡吃，那种说话的态度，和她平时在大会上态度一样。

　　当时大会小会整天鼓励相互揭发，年轻人不知道如何自处，常有人做出异常举动。可是在朱虹眼里，杨绛先生和那些老先生从不做侮辱他人之事，揭发胡适，斗胡风，包括后来斗俞平伯、吴晗，大大小小的运动，杨先生都不做落井下石之事。“别人捶胸顿足互相揭发，可是杨先生从不会借运动去踢人一脚之类，其实老先生当中照样有矛盾，可是杨先生从没有做出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朱虹觉得，那就是杨绛身上的尊严感，她把尊严看得很重，主要是因为她信仰文化，她不相信，几千年宝贵的文化会被暴力毁灭，她还相信人性，不相信会彻底泯灭。

　　60多岁的时候朱虹出国研修，当时汉学家韩南和她讨论人生有什么后悔的地方。朱虹第一个想起来的是，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对杨绛、李健吾这样的老先生多加保护。“那时候人人自危，不敢去安慰他们，看杨先生被斗争着去洗厕所、剃阴阳头，也不敢上前安慰，到老了想想很难受，因为没有在杨先生需要的时候给她安慰。”

　　在朱虹眼中，钱杨二位先生还有点和别的老先生不一样：“老先生有的爱吹牛，可是他们两位在公众场合很不爱放肆说话，他们的观察能力体现在文章里。”杨绛的《干校六记》和《洗澡》都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好文字，描绘周围的世情与人物又非常准确，朱虹觉得，杨先生的文字，就是西方谚语里所说的，戴着丝绸手套的铁手。

　　杨绛的小说和戏剧其实有广泛的读者群，可她一点不为意，夏衍就多次说：“你们捧钱，我捧杨。”在杨绛被拔白旗之后，他对人说：“我遍找你不得，原来你在这里。”

　　杨绛先生的学问

　　不过杨绛对于自己的作品远不如钱锺书先生的在意，熟悉她的人知道，钱先生逝世后，杨先生所做的一大工作，就是整理钱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外文笔记，除了厚重的《容安堂馆札记》，现在的《钱锺书手稿集》马上要出版，都是她整理的结果。另外，她还经常重新翻看钱先生过去的著作，最常读的是《槐聚诗存》，还时常与周围的人说，有个字值得斟酌一下。百岁老人，在灵魂上和钱先生息息相通，她的精神世界里，钱先生和钱媛都还在。

钱钟书（摄于1984年）

　　说到杨绛自己的学问，朱虹深有体会：杨先生的学术文章绝对不是八股文，她的知识系统其实很博大，在漫长的时间里，杨先生不仅翻译了《堂吉诃德》，还翻译了系列的流浪汉小说，包括《小瘌子》、《吉尔・布拉斯》，后来又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事实上，这背后有类似于艾略特提出的“原型”理论在支持。朱虹说，当时中西学术交流隔绝，他们不知道艾略特的理论，所以杨先生写的系列学术文章她们也看不明白。“现在想想，杨先生的那些小说的序，不都是最好的学术论文？”

　　朱虹说，杨绛在早年对中西方文学广泛涉猎，也研究过李渔等人的作品，特别好的母语底子，使她的翻译能够体会作者的弦外之音，也能把作者在文字上放上去的含蓄未吐的句子亦信亦达地翻译出来。她因为喜欢塞万提斯，60多岁新学西班牙文，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肯定是中国最好的译本。前些时候有翻译者说杨绛译本的错误，事实上，她的译本是不可替代的。杨家人似乎都有翻译的天分，她的妹妹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同样是名篇。

　　外文所的薛鸿时告诉本刊记者，他一直听杨先生讲，她和钱先生初次见面，两人就表示自己一生的志趣不过是在书斋做普通人，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两人志趣相投，非常和睦幸福地走完了一生，所以杨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为普通人，绝对淡于名利，对自己的学问也始终不夸耀，实际上，她的学问比很多大学者要高明。薛鸿时当年常常帮钱先生借书，经常去钱家，有时候也拿些小问题向杨先生讨教，第一次翻译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杨先生轻巧的几句话就让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她写的《翻译的技巧》，我是拿着当宝典的。”后来他翻译狄更斯，也是受到杨先生鼓励而成的。

　　郑土生在1976年因为给中央写信反对“文革”，再次面临牢狱之灾，他很痛苦地去钱杨家诉苦，杨先生安慰他，要是他真被抓走，儿子的养育问题由他们负责，并且鼓励他去研究莎士比亚。“我就此走上了研究道路，可是第一篇文章就没人敢发表，我是研究哈姆雷特的，考证结果和当时所有的大家，朱光潜、朱生豪以及王佐良都不一样。我去找所长卞之琳，他没有管，找到钱先生杨先生，他们不研究莎士比亚，可是杨先生看了文章觉得很好，推荐给了《读书》杂志，发表出来后，我的学术成绩才被认可。”

　　在这些后辈看来，杨先生和钱先生同样可被称为国宝，可是杨先生一点不愿意别人这么说她，她只是习惯于称钱先生的博学和自信，当代学者无几人能比，外人说钱先生骄傲，她说她一点不觉得。最近编辑钱先生纪念文集，朱虹写了一件轶事：美国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誉西方学坛的名家，其高傲也是有名的。就是这个高傲的人，与钱锺书会见谈学后回去，闷闷冒出一句“我自惭形秽”。陪同的朱虹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还有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我一无所知。”

　　就这么简单的一篇文章，杨先生非要放在文集最前面，朱虹都觉得意外，可是随即就明白了，杨先生的世界里，钱先生远比她自己要重要。唯一提及她自己的，就是钱先生有“誉妻癖”，总说她聪明，朱虹不胜神往地说，杨先生的聪明，放在那里，像她给《围城》撮要为“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包括给三联写文章《不官不商有书香》都是信手捻来，那已经是她八九十岁的事情了。

　　不过这些外在的赞美或感叹，都和杨先生的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了。杨绛先生自己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