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中国味和中国梦

　　中国控：希望与失望交织

　　2010年5月15日出版的《新周刊》这样描述“中国控”：

　　“‘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在具体事情中时常有无力感。是自己忍不住愤怒，但听不得外人骂她。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失望。”

　　15年来，《新周刊》就是这样的“中国控”。

　　15年后的今天，我们向自己、向专家、向中国，再次追问有关中国的15问：中国缺什么?中国人还有梦吗?中国人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没变?还有多少中国味?怎么看美国?网络改变中国了吗?如何发现城市魅力?艺术家批准了吗?大学到底怎么啦?如何破解阶层之谜?还敢爱吗?像什么一样生活?怎样才能住得更像个人样?中国人为什么要追求成功?

　　我们都是中国人，追问中国就是追问我们自己。

　　一、什么东西没变?

　　1996—2011，什么东西没变?

　　国已变，从发展中社会到小康目标达成，从前工业社会到世界第二，从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到人人称羡的“中国奇迹”发生地;家也变，山川早已改变模样，乡村业已“空心化”，三四十个城市狂奔于国际大都会之途，故乡已然不在;人也变，三十而立成了F40，愤青变身中产，飘一代成了既得利益者。

　　变化最为剧烈的，莫过于寻常世象：底线一退再退，终至不可再退;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之下，阶层和解困难重重;社会学家孙正平所说的“社会溃败”值得警惕，人人期待信任感和安全感。

　　在与强大外来文明和历史传统的角力中，被改变的不是世界而是我们。更可怕的是，为何没人问，什么东西没变?

　　没变的是利益群体，加入WTO也曾让我们欣悦，幻想国际规则能够使既得利益群体却步，事实是，经过短暂冲突、试探与融合，国际规则也已让位于中国“潜规则”。

　　没变的是社会格局：权力、名声与财富的内循环，中国特色的通胀，赢者通吃……

　　没变的，还有世道人心，任何时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渴望从未改变，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充满信心。

　　世界上还找不出哪个国家像我们一样对“变”这个字寄予如此厚望，我们太习惯于在运动和口号下完成一场社会变革了。中国还找不出哪本杂志会对中国之“变”如此敏感而咏叹再三。15年来，《新周刊》一直以自己的方式探讨“变”与“不变”的永恒关系：什么东西变了?什么东西没变?变化中哪些值得珍惜回味，值得抢救保存?不变中哪些值得冲垮樊笼，奋力打破? （文：朱坤）

　　杨锦麟：让变的步伐更有节奏、更稳健

　　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凤凰卫视前资深时事评论员，生于1953年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速度没变，但人心变了。一个是民智已开，民心求变;一个是人心浮躁，追逐短期效益，不择手段，丧失最基本道德伦理底线约束的社会异变。大陆城市的地表建筑日新月异，但下水道基本不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却忽略了人最本质的心灵构建，信仰缺失的现象正在意识形态以外的诸多领域呈现令人吃惊的狂乱和失序。

　　香港人、台湾人现在的欲望是“不变”，任何发展过程的华人社会，都有发展规律的相似轨迹，只是大陆的块头大一些，历史包袱重一些，面对的问题多一些，承担的责任重一些，很难做到“无欲则刚”，只能不断在求新求变过程中逐步改善自己，让自己的步伐更有节奏，更加稳健，而不是继续一路狂奔。

　　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体中，悲天悯人和善良真诚的基因并未完全消失，也不会完全异变，它不需要人为的因素去“圈养”和保护它，它是与生俱来的，溶化在我们的血液之中的，如果它还在。还能在任何危难时刻迸发出顽强而无法被忽视的能量，那么这个民族就还有希望。（文：杨锦麟）

　　马家辉：内地还没到不变的欲望比变的欲望多的时候

　　传媒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台湾问题研究员，1963年生于香港

　　这15年来，内地的“变”可以说是“巨变”，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生活方式、心理状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将来15年，或者50年，会有深远的影响。

　　我说自己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个变化是人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而且学会理直气壮地表达。不管是消费的欲望，还是人的欲望，莫不如此。我说说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有个四川一个什么地方的女生，在微博上公开说：好希望遇到马家辉，然后扑上去，把他的衣服扒下来……这无论是从我个人的观念，还是以往对内地的印象，都是不能想象的。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摸着石头过河，是探索该不该有财富，怎么致富;现在大家有钱了，进入摸着石头过河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去找享受财富的游戏规则。现在的内地，可以说在开一个欲望嘉年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下阶层对富有阶层有怀疑，认为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正——阴谋论，所以也不喜欢他们炫富。但将来社会变得开放、多元、公平、平等，人们会发现，炫富也没有什么，就跟炫家庭幸福、炫老公/老婆一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第二个变化，我觉得是内地人，尤其是内地年轻人，他们具有了一种“城市”而非“国家”的视角。近几年来港台作家纷纷北上，如果从“国家”的层面看，我们这些人就不够“政治正确”：比如香港作家，没有“国家”的概念，目中所见，只是香港这个城市，选择它，然后过的是自己的生活而已，在以往的内地，会被冠以“小资”、“洋奴”的帽子。现在的年轻人不同了，他们学会用“城市”的视角来界定自己及他人，所以懂得欣赏港台作家对城市的抒写，并引起共鸣。

　　至于什么东西没变，我对内地了解不深，就说说我一个朋友。十多年前我问他，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说是过年回家，和家人一起。现在他发财了，再问他什么最开心，他还是想着家人，说家人开心他就开心。尽管有人说内地道德崩坏、人心涣散，但我觉得中国人传统的“家”的概念没有变。

　　和内地相比，香港、台湾的“变”显得不明显，十年前开的一个商店，十年后你来看，它还在。现在的香港和台湾，已经过了“巨变”年代，不变的欲望比变的欲望多。不仅不变，还有一种怀旧的氛围，要重建集体记忆。内地还没有到这个阶段，至少要到10年以后，才可能到不想变的阶段。到时候，内地人会后悔，怎么变得那么快、那么多。　　(采访/谭山山)

　　二、中国人还有梦吗?

　　中国人还有梦吗?

　　100年来，容闳怀的是留洋梦，康有为怀的大同梦，孙中山怀的是民主梦，陈独秀怀的是启蒙梦，楼适夷怀的是新锐梦，施蛰存怀的是尊严梦，河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全体社员怀的是卫星梦……

　　中国梦长期面对4个对手：美国梦、欧洲梦、澳州梦、东洋梦。2000年那会儿，中国人一直做的是诺贝尔梦、足球梦、申奥梦、WTO梦、500强梦、小康梦、绿色梦、E生活梦、廉政梦、航母梦、统一梦。2003年，搜狐CEO张朝阳的梦想是希望自己能再年轻一岁，漫画家廖冰兄的梦想是希望活着看到中国进入小康，CCTV主持人沈冰的梦想是做个全面的主持人，步步高总经理段永平的梦想是20年后，企业还在……到2011年，有些中国梦，梦已圆，有些中国梦，梦仍未圆。

　　2009年，中国民生银行、零点咨询、旅游卫视启动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国人梦想大调查——《中国人梦想白皮书》项目，调查发现，“奋斗”是中国人梦想追求的主线：建国初是“自我牺牲式奋斗”，改革开放时期是“求变式奋斗”，当代是“创造性奋斗”。

　　84.8%的中国人认同当下中国存在“中国梦”，64.1%的中国人认为与以往各个时期相比，当下中国最容易实现梦想。中国梦主要类型是：创业梦、子女梦、财富梦、行走梦、卓越梦、知识梦、公益梦。而实现中国梦最主要的因素是：勤奋努力、身体条件、技能、教育程度和运气。

　　每座中国城市、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你或是要上北京漂出一个未来，或是要奔海南、广州捞现金发横财，或是要跑深圳奔小康、守在上海做白领，跑到西部当矿老板……改革开放30年，中国按下快进键，中国人坐在一辆飞飙的“和谐号”动车里，他们总是“睡不着”，像拧紧发条的机器人一样，疲惫地奔逐于梦想和生活之间，诸多的梦想被挤压成供完一套房、买上一辆车、养好一个孩子。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中国梦与中国道路》一书中提醒，实现中国梦需三个条件：一、充满创造力和活力的公民社会;二、强有力的执政党和政府;三、秩序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他提醒，“中国梦”很容易陷入盲目自大与不思进取的陷阱之中，变成一场“中国梦魇”。最重要的是要走好当下路上的每一步，过好每一天。 (文/何雄飞)

　　白岩松：中国人永远都会有梦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员、主持人，著有《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生于1968年

　　中国人永远都会有梦。但是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重要且艰难的梦的转换。一个覆盖大众、建立在国家基础上、国家独立富强的梦，正在过渡到每一个公民自己梦想实现的过程，这是目前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质。即，由国家梦向个人梦的转变。

　　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百年，辛亥革命是一个标志，中国走出故宫所代表的封建和皇朝，走向共和。一百年前中国一塌糊涂，内忧外患，虽然有民主科学，但真正的梦想其实是独立和富强。在过去的一百年相当长的时间里，个体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个体的梦想被覆盖了，甚至个体也自愿被覆盖了——它全部投身于国家大的“中国梦”实现的过程中。这有历史原因，可能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说，也是对的。但经过一百年的努力，起码到2008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个人的独立和国家的大梦已经差不多了。随着改革深入，个人的梦想开始前所未有地浮现出来，而且需要被尊重。中国梦正式进入到一个——首先个体梦想被尊重，其次有它实现的空间和可能——这样一个阶段。

　　国家梦和个体梦两者不是对立的。国家的大梦接近实现了，给个体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如果没有国家经过一百年实现独立真的富强起来，个人的梦想很难出发。弱国的注意力恐怕更多放在如何让国家富强起来。一个国家梦想实现后，搭起了重要的平台。但个人梦在寻求实现的路径、渠道和空间时，我们更多的是忧心忡忡、是焦虑于看到的问题，这涉及到民主、公平等等。这需要全方位的思考。

　　个人梦想想要实现有三个因素：第一，个人有个人的梦想，且这个梦想不仅仅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个人有梦是最重要的，浑浑噩噩的人也不少，我们习惯了认为问题都在别人那，习惯了指责问题都是政府的，中国人不太习惯反省自己，政府和别人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那我们自己呢?中国人要学会面对自己和尊重自己。梦想也是尊重自己的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希望，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中国人越来越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是超越了简单的物质的梦想——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物质依然是一个梦想，但是到了这个阶段要超越它——大部分公民要有自己的梦，或者说以梦为马。第二个就是公平，公平是一个社会环境的改变的关键，不管是高考还是公务员或者关系。第三就是民主，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只有走向民主，个人梦想跟国家才会有互动，国要尊重民，而民也通过民主的方式更好地推动国的建立。这三点密不可分。

　　可能民主和公平是个很巨大的时代课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四十岁时写过的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对于个体来说要有自我约束，在这个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度里，人要慢慢建立敬畏。“敬”就是什么是最好的，你要去实现;“畏”就是你害怕什么，不能突破底线。现在所有乱象都跟“无敬无畏”有关，这需要从个体去建立起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主公平都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公民在做什么，恐怕要从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拥有敬畏开始。我们也要强化和成长我们自己，否则我们往哪走?这个时代非常让人担心。民主经常被提到，我们让内心的民主意识理念足够成熟了么?每个人都会得出自己的答案，要快速地向前走。（采访：张凌凌）

　　熊培云：梦想，首先是一种想象的自由

　　南开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等，生于1973年

　　“中国人是否还有梦?”现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是一种现实考虑。生活的各种压力使人不得不面对现实，比如为了买房子放弃自己的梦想。不过，需要一所房子，就是梦想。大家最关心的其实不是有没有梦想的问题，而是生活有没有其他一种可能的问题。

　　梦想，首先是一种想象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大家都为买房子奔波，没有长远的打算，没有更适合自己的人生规划，社会就会失去创造性，失去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样的社会即使不说它没前途，至少是没有趣味的，是单调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通过奋斗买起了大房子甚至豪宅，但就精气神来说，也是活得灰头土脸的。

　　或者可以分开来看，中国人的梦想，就每个个体而言，千差万别。但是社会的梦想都不会差太多。希望有安全感，有自由宽容的氛围，并且每个人活得都有尊严。

　　其实相较过去而言，社会开放和自由很多。问题在于这个国家底线没有真正形成，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处于一种焦虑之中。不管是有多大权，还是有多么多的钱，甚至连很有学问的学者，都难逃这种焦虑。没有安全感，自由似有还无。(比如你买了个房子，你精心布置，在里面生活很多年，可政府如果说拆就拆了，你这自由就是没保障的。这就好像你在网上发一个谈论政治或焦点问题的帖子，你发出去了，可很快被删除了。这样你的言说的自由就处于被没收的状态。而且你都无法申诉。)所以我一直在说，随时可以被没收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而这也是底线没有形成的社会的一个特征。

　　今天社会的进步在于，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不紧跟着政治走，也不再有人拿着棍棒驱赶你。因为你有自己自由生活的权利，而且社会也就此达成了共识，认同美好生活是政治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生活应该高于政治，而不是相反。

　　中国人有梦，从国家压倒一切的旧梦醒来，重拾人的梦想，脚踏实地的梦想。虽然有挣扎、冲突、混乱与混沌，但是在社会觉醒之后，人们因实现自己的梦想而重新缔约，一个美好社会的轮廓正在显现出来。 (采访/张凌凌)

　　三、还有多少中国味?

　　“在旧上海，‘法国’与‘上海’相处无间，在今天的新上海，既看不到‘法国’，也看不清‘上海’，‘东方的巴黎’已经自我肢解了。”

　　在《退步集》中，陈丹青痛陈中国城市“进步”之弊。阿城说保守是一个褒义词，例如英国的保守派“把英国的每次进步都保持下来，不能让它再后退。保守派对于激进左派更多的质疑是——你的进步意义在哪里?”中国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反思。

　　是时候回顾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还剩下多少了。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广州要在江边种植曼哈顿，重庆建起“纽约纽约”写字楼，广东惠州要翻版奥地利哈尔斯塔特镇;在旅游业的利益驱动下，四处是脑残式掘古，争

　　“南北分界标志线”、争黄帝、争老子、争西门庆——但当中国人还在讨论该不该废弃中医时，韩国人正投入巨资为所谓的韩医针灸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当中国人为古人故里争来争去，韩国的江陵端午祭已经“申遗”成功，中国人连“端午节”都被抢去了。

　　抢去我们文化传承重要事物的，不仅有韩国人，还有拍脑袋的城市CEO、相中老胡同区域的房地产开发商，以及急功近利的城市规划。同样，至今依然有保护着我们文化传承的人——这包括保护传统文化的NGO，将中国文化向外推广的孔子学院、老子学院，卖座的中国功夫电影，惹来争议的“私塾”教育，养生热下频频登上电视节目的中医，甚至一帮爱好者的汉服小聚会，都让我们时代的中国味得以传承。

　　保留中国味，绝不仅仅是大力申遗就足够，还包括对历史的教育，文化的传承，民间公艺的保存与资助;保留中国味，不靠兴建假古董，也不仅仅靠保护古迹，还需支持私人博物馆、支持民间组织，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文化的行动之中。同样，保留中国味，亦不仅仅是保存带有中国烙印的老事物，还应包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后，中国味还应该包括人情味。

　　中国要找回自己的中国味，需要每个人自我觉悟——这种觉悟，让我们的国民可以慢下来、静下来，以此对抗物欲社会的浮躁与功利、重新找到文化认同并寻回自我。（文：文尔达）

　　于坚：中国味减弱的过程里隐藏着复兴契机

　　诗人，著有《诗六十首》、《棕皮手记》等，生于1954年

　　“绝版中国”的这一说法，2006年由《新周刊》封面专题提了出来。今天大家或许没有意识到，我们周围在发生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多么大。我们有必要对现代化再作深层思考，在经济快速发展以来、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超标之后，端正我们的文化态度。

　　现在我常说，“现代化已经走到底了，还能怎么着?”你不是高速公路不能走太快，你楼盖得再高还要怎么着。你活在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意思呢?每个房子都是中国传统生活的载体，你把它拆掉了，把百年老店拆掉了，把左邻右舍的关系全部拆掉了。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在模仿西方，人为地把我们赶到一个陌生的社会。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个人主义的传统，它的精神纽带是依靠教堂来联系的，中国社会人和人精神的纽带不是依靠宗教，它是依靠文化——这个文化是渗透在生活里面的，是天人合一的——把这个摧毁了，把神这个层面的东西摧毁了。

　　中国人民不是没有宗教信仰，那种信仰是在毛笔，是在奇石，是在日常生活的寓教于乐。若没有了这些，我们住在现代化的小区里面能有什么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看电视。

　　要问今天还有多少中国味，我觉得不算多了，汉语和我们的饮食是我们坚固的不可撼动的两张底牌。当然，汉语的力量非常强大，我认为汉语是中国文化在进化面前最伟大的、最后的反省。现代主义的特点是量化世界、改变世界的速度，而汉语在当下的这四十年起到了刹车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食物，民以食为天，这个天还没有垮下来。

　　也许全球化的影响下，在新生一代人身上，汉语和饮食这两点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但它至少还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在这个减弱的过程里是隐藏着复兴契机的。因为现代化说到底是非常不好玩的，它没有诗意，仅仅是给人以物质的满足，它不提供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它把你的生命规范起来量化，像一些货物一样地装箱打包。我相信从人的生命经验角度来讲，人都需要爱，要生活，要生儿育女，这种永恒的普遍性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年轻一代肯定会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你看中国年轻一代和西方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工业化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出现了法国的1968年的革命和美国的嬉皮士运动，这些运动都是对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厌弃;但是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5万多的嬉皮士跑到美国最原始的州去，就是为了抛弃现代生活，要过自然的生活。目前就中国来看，我认为觉醒得太晚了。（采访：张凌凌）

　　徐文兵：中国味儿首先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中医师，厚朴中医学堂堂主，从事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字里藏医》等，生于1966年

　　辜鸿铭先生定义的典型的中国人是“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我的理解是，中国人是早慧的民族，这得益于我们有着能与天地鬼神沟通的伟大祖先，幸运的是，这样的传承千万年都没有断裂。

　　中国味儿首先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也能与其他不同世界观、价值观和谐共处。中国味儿是道家赋予的，而不是儒家。这种中国味儿体现在不同世界观、价值观的共处，所谓“道”不同。而方法、手段、战术、器械的差异就更大了。

　　首先，中国人是信神的，中国古称神州。现代有一部分中国人除了不信神，还亵渎神，还污蔑诋毁神职人员，巫婆神汉都成了蔑称。牛鬼蛇神四个并列，就可明了神在当下的位置。还有一部分人信外来的宗教。另有中国人信仙不信神。如今还有几个中国人相信无形无象，恍兮惚兮，幽兮渺兮，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有几个去奉祀、祭奠、供养、愉悦神?

　　其次，中国人是尊崇、敬畏天地自然。不会搞出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的闹剧。更不会提出更高更快更强这种脑残口号。危楼高千尺，高处不胜寒，更高图什么?置之死地才后快，更快岂不是速死。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强极则辱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电视里面整天叫嚷“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殊不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比比皆是。

　　现在人们总说世界在变平，但是世界变平是在变和，还是在变同?我们丧失了中国味儿，就是被人洗脑，做别人的附庸。如果他们的信仰、文化比我们优秀也倒罢了。可惜目前我所接触的所谓西方文明，与人类身心健康的目的南辕北辙。我们被西化以后，几千年传承下来优异的本能，觉、感、悟这些中国味儿都被偏见和痴见覆盖屏蔽了。恢复知觉，恢复常识很有必要。

　　当然，遇到矛盾冲突必须做出取舍，就看你追求什么了。道家是贵生的，所以才讲究修身养性，尽其天年。儒家是讲舍生取义的，要杀身成仁。革命家为了自由，要抛弃生命和爱情。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中国人被诟病不讲究逻辑思维，这只是从智的角度讲，想把握多元素、复杂参数、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规律，逻辑思维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慧。二元对立，非白即黑，非好即坏，是小孩子层次固化的考量，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

　　中国人经济的独立会促进人格精神的独立，相信中国人会逐渐恢复良知，恢复对祖先的认同和尊重，会为中华文明感到骄傲，会恢复自信自尊。毕竟物质文明解决不了精神和文化的痛苦。（文：徐文兵）

　　四、怎么看美国?

　　中国人把最美好的词给了这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引起中国人的复杂感情。它是自由开放、膜拜未来的国度，它是胡萝卜加大棒、实施双重标准的霸权象征。中国人对这个“美丽的国家”交织着好奇与憧憬，茫然与渴望，愤怒与向往。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学生们马上冲到麦当劳、肯德基门口抗议，可第二天又去美国使馆排队等留学签证。美国对中国一贯实施双重标准，无论是人权问题还是两岸问题。同样，在中国青年眼中也有“双面美国”。

　　美国是中国青年渴望的新大陆，美国也是贪官逃亡的避难所。美国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美国也是中国海外债务最多的国家。

　　中国领导人明白，倡导对外开放，首先是对美国开放。这个国家是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国家，用二百余年就成为继罗马帝国之后人类史上最强大的霸权。它是老大，好莱坞假想地球遭受入侵时，是美国独力拯救人类。

　　可美国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人民都越来越像他们，却也越来越恨他们?

　　中国对待美国的态度，就是对待全球化的态度。欲拒还迎。

　　从“中国可以说不”、“阻击霸权”的愤怒，到“让全球化抱抱”的慎思。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作陷阱。

　　《新周刊》为中国全球化之路破的三道题是：

　　美国是榜样吗?中国崛起握有多少软实力?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点在哪里?这三个问题，是中国人全球化路径都绕不开的设问。

　　三十年后，美国梦是过去时，中国梦是现在时。中国从边缘进入世界舞台核心，中国从排外到兼容，中国人的欲望榜前三位是：有更多钱、国家富强和周游世界。

　　中国人看美国是“双面美国”，同样，美国人看中国也是“双面中国”。

　　《时代》周刊提出美国该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1.充满活力;2.重视教育;3.赡养老人;4.多多储蓄;5.放眼未来。

　　反过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美国为镜，中国需要在软实力和创意立国方面狠下功夫。 (文/肖锋)

　　张力奋：中美之间仍将漫长纠结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总编辑;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留英，传播社会学博士，生于1962年

　　上个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到访北京。四十年前，他肩负总统尼克松的使命，秘访中国，华盛顿与北京开始解冻，冷战时代的国际地缘政治就此改写。在京逗留时，八十八岁的基辛格和十多位“海龟”有个早餐会。他说，过去四十年，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见面的多是中国领导人，他很想听听年轻人如何看美国。

　　我问他，假如美国不改变对中国现行政体的基本判断，美中两国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友邦和战略伙伴吗?基辛格做了细致回答，大意是：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全世界改变他国的政治制度或形态;但在必要时，美国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坚信的基本价值理念。

　　基辛格长于外交辞令，这番话却说得很直白。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疑惑：虽然中美间裹挟越来越多共同的经贸利益，但不同的制度，将使两国长期行走在冲突的边缘，各种潜在的利益摩擦也因此发酵催化或显影。近几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规格越来越高，白宫重要阁员几乎倾巢而出，礼炮和公报言辞都很响亮，以“战略伙伴”相称，但公关的想象终非政治现实。真正的“伙伴关系”，用不着印上“伙伴”两字。刻意表达或声明的，恰恰正是缺失的。横亘中间作怪的，是制度。

　　近年，中国领导人访美，双方每次都为礼宾规格颇费周章。正因未到“伙伴”的火候，彼此才在乎台面上的东西。外国领导人到访美国，最高礼遇不仅是白宫座上宾，更重要的是在国会山的参众两院正式演讲，才算是“自己人”了。近年来，中美间的各种利益日趋交融，是事实，但离“战略伙伴关系”还遥远。

　　无论你崇拜还是诅咒美国，无论你爱恨交加，美国已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章节，一个内政命题：美国是“中国制造”的最大市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外交虽倡导“多极世界”，实质上仍以美国为锚。即便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走下坡路，中国决策者最看重的还是华盛顿的声音。如同美国把美元变成了中国的内政家事一样，美中双边的利益博弈难分你我，很可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美是一对怪夫妻，彼此看对方，都有盲点。前不久，与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闲聊美中关系。他曾任高盛总裁和CEO。2003年，他激流勇退，辞职后到中国清华大学当教授。他说，前几年曾去美国国会就中国问题听证时，他对国会议员说，在表决有关中国的提案前，请你们至少去中国走一趟。他说，仍有相当数量的美国议员从没踏足过中国。我觉得，开放的美国，也有闭锁的一面。就这个意义讲，中国人对美国的好奇心和学习精神，显然高过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愿望。

　　过去100多年，中国人对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和文化，感情虽纠结，还是心向往之。这从中国人对西方大国国名的中文译名也能察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都是汉语中的好词，间接透出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欣赏和期许。“开放改革”三十多年中，中美关系曾陷入低谷甚至冰点，比如1999年5月美军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中国激发强烈民愤。但这并不妨害不少中国大学生一边参与反美示威，一边准备托福到美国大使馆前排长队，申请赴美签证。很难想象，中国人对任何其他国家有对美国这般的关注度和爱恨纠结。

　　在微博上，我问中国网友：说起美国，你想到什么?网友说，“霸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民选，民选国家领导人”，“虽非天堂，绝非地狱”，“一个100分满分可打90分的国家”，“期待美国人不那么好斗，过更俭朴的生活”，“自由”，“创新是美国的动力所在”……

　　10年前去印度采访，我突然感觉，一个中国的邻邦竟可以如此遥远。而就中美而言，两国的心理距离比人们想象的却要近许多。中美有很多相似点，疆域、人口、经济体量都属大国，都觉得自身的经验独特，自成一体，民族性中也都有骄傲、自负和刚愎的一面。

　　美国正经历又一个低谷，但中国没必要幸灾乐祸，因为美国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仍是世界上开放度最高的经济体，仍是最有活力的创新源泉，仍是最多元的价值/思想的产地和集散区，仍是权力制衡最充分的国度之一。这些都是中国未来改革必须跋涉的领域。美国可能不会建设中国式的高铁，举办不了“北京奥运会”，但它在13亿中国人获得普选权之前，已选出了黑人总统。在很多人看来，美国仍是个可以筑梦的地方。

　　中国的崛起，很特别，像幢摩天楼，一面迅速攀升，一面紧张地修补加固并不坚实的地基。中国的崛起，自然伴随风险。理智的美国，不要企图阻挠中国的成长发展。视中国为友，中国可能成为朋友;很大程度上，美国帮中国，正是帮美国自己，可能也是成本最低最安全的风险控制。（文：张力奋）

　　加藤嘉一：美国是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家

　　日本在华专栏作家，著有《中国，我误解你了吗》、《中国的逻辑》等，生于1984年

　　今天，美国与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两个国家。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对整个世界国际关系发展产生着最大影响。

　　在跟中国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是唯一一个能对中国说“不”的国家。而2008年以后，连美国对中国都开始非常客气、克制。因为中国的市场牌、 经济牌、人口牌已经太大了。

　　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大的双边关系。中美在知识产权、人民币升值、经贸、人权、宗教、东亚合作、军事竞赛、台湾问题等方面都面临长期复杂的问题，这些都是两国需要抱着战略耐心面对的课题。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极其需要对方，是一种战略伙伴合作的关系。中国为了自身发展而务必处理好、稳定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则为了落实全球战略同样需要中国的支持与配合。在一定时期内，它们要实现的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在中美两国超越历史，不断寻找共同利益的当今，它们最重要的还是正确认识对方，并定位自己，保护自己的底线，不触及对方的底线。

　　从现状看，作为“利益相关方”，中美都认识到了对方国家利益的底线，尽可能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美国方面不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比如台湾问题上采取刺激对方的措施，中国方面也将在反恐、中东、朝核、美国国债、地区合作等问题上积极配合美国方面的利益需求。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复杂性”。中国有很多内耗，需要外压来化解，而中美之间，未来肯定也会有很多摩擦，如贸易顺差逆差等很多问题还没有浮出水面。而全世界最重要的三边关系是中日美。21世纪东亚的世界，如果中日不合作，东亚共同体绝对搞不起来，保持最警惕态度的就是美国。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日本的老大，同时也是中国的老大，也是中日的老大。日本会是中美未来摩擦的协调者，也是未来合作的调频者。 (采访/张凌凌)

　　五、网络改变了中国吗?

　　由技术主导的社会变革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像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资本主义时代，机器运作取代了手工作业，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都会演变为社会逻辑的进步。互联网革命亦如是，中国的第一家网吧诞生在1996年，它有50台联网的电脑，每小时收费30元，其时中国网民的数量不足2万。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生活方式，也是人性展示场。

　　4.85亿网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官员、意见领袖、草根民众，这个族群的社会身份各有落差，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丰富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网络问政、恶搞精神、人肉搜索等各种气质迥异的互联网作品横空出世。网络其实只是各种信息碎片的流窜通道，把碎片拼接到一起，就组成了当代中国的浮世绘。线上的中国风貌就是线下的中国实景，大喜和大悲同在，有举国欢腾的盛会奥运，也有彷徨无助的弱女邓玉娇。

　　互联网是技术至上的产物，在发展中却渗入了更多人性的特质。网络走到今天，网民已经不再是受众，而是主体，他们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情绪出口里参与这个国家的大喜和大悲，为邓玉娇呐喊，为“7·23”遇难者追问，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少数派意见也不至湮灭。网民既是网络内容的创造者，也是现实社会的监督者，在破坏和创造的历练中，网民成长为网络公民，网民的声音即是民意的投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苏特在离职时留下名言：“和谐的国家生活，来自多股力量的相互抗衡和争论。”看起来互联网正在实现这一点，它独有的平等属性和互通的特质让人们学会了在争议中寻找社会共识。

　　互联网提供巨大的信息空间和宽广的言论平台，它的触角也不限于此，门户网站拓展了新闻空间，社交网站拓展了沟通空间，B2C和C2C网站拓展了商业空间，搜索引擎拓展了知识空间，简而言之，它们拓展了中国人的选择空间。但这种选择未必是无限的，2011年中国的网站数量191万个，比上一年的383万个减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现状暗合了互联网观察者林军在《沸腾十五年》中所说的“中国互联网必须接受中国式的监管”，但你不必担心互联网带来的新新气象和变革步伐会有所放缓，林军还说过“互联网是中国改革的下半场”，这句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积极的方式解读：互联网是人类最美好的发明，而它带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文：胡尧熙）

　　胡泳：互联网打破垄断

　　互联网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译著有《数字化生存》、《比特之城》等，生于1965年

　　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有三：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了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长期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被视为“沟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中介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在互联网的环境下，公民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也都有了较大提高。简言之，公民对于社会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在Web2.0媒体之中，公民更是可以直接介入信息的生产，而这在传统的、国家控制的媒体渠道中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特性，各种公共论坛应运而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物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种介入程度的提高反过来又促使公民在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在中国，互联网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互联网作为一种组织民众的手段作用初显。因为实地的集会仍然受到严格的监控，互联网成为一种替代性的活动场所。同时，兴趣相同者开始利用互联网从事志同道合的事业。

　　尽管有以上的进步，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仍然存在障碍因素。这些可以归结为三点：政府仍然保持一套世界上最精密的网络控制体系并执行严厉的网络监控政策;互联网在全国的普及率仍然较低。这些障碍使得互联网不可能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相反，非正式团体和个人利用互联网创建自主社区、促进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最大和最积极的政治影响。通过这种方式，互联网帮助创造了社会资本。（采访：邝新华）

　　方兴东：互联网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互联网学者，著有《IT史记》、《起来——挑战微软霸权》等，生于1969年

　　十多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成为中国社会变化的催化剂。互联网最大的贡献就是助力中国在全球的崛起。

　　一个是信息透明，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引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另一个是带来了全新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方式。比起房地产和股市，互联网领域并不是中国财富最聚集的地方。但是，互联网领域是中国财富最阳光、最干净的地方。截至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总和达到2500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阳光财富创造地。这万亿财富，大致三分天下：大约有1/3的财富由国内外风险投资获得，尤其是国外风险投资，他们在中国互联网领域得到了巨额的财富回报。还有1/3主要是国内外购买中国互联网公司股票的股民们，随着中国互联网股价的上涨，他们也分享了互联网的盛宴。还有1/3，主要是由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和管理团队分享。这万亿财富，正在全面推动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领域更为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浪潮，这笔财富堪称是中国最有社会价值的投入与产出。

　　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必争之地。与十年前相比，政府管制和互联网治理的力度空前加强。国家政策思路从“先发展再管理”转变为更为保守的“先管理再发展”的思路。各部委之间的互联网管理协调和互动成为全新的挑战，政府部门的政策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和成长空间。针对中国互联网本身的管理制度还没有突破，这是最大的遗憾。

　　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也成为中国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10年前，互联网影响的只是人们的梦想和想象。而现在和未来，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都与互联网直接相关。这主要由四大倒置所造成：小孩比家长更懂互联网;学生比老师更懂互联网;员工比老板更懂互联网;群众比官员更懂互联网。这种倒置总体来说是好事，矛盾的积累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包括我们互联网管理制度的突破。

　　十多年来，中国网民从0提升到5亿;从三大门户赶着泡沫破灭的末班车上市，到50多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阵营;领军的网站市场价值从当年的10亿美元级别提升到600多亿美元;一批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从无钱、无权、无势到今天的一个个首富……十年来，中国互联网的巨大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这些惊人的数字上。最根本的是，中国互联网将数亿的中国人带入了网络时代，将中国从一个半工业半农业社会带入信息社会。互联网普及将一种新的精神、新的文化和新的文明带到中国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采访：邝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