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铬渣癌症村最小死者9岁 环保局劝不追究(图)

得了喉癌的村民唐文炳。

　　铬渣旁的癌症村最小死者9岁

　　在相关调查报告陆续公布后，网传的云南曲靖“非法倾倒铬渣”事件看似告一段落。然而，网民有关质疑并没有停息，他们不断发出疑问：危险铬渣到底已经存放了多少年？“癌症村”情况是否属实？危险品到底该如何监管？

　　记者调查发现，在产出铬渣的企业发现了堆存在南盘江边的庞大铬渣堆，当地有村民流传“癌症村”的说法，甚至平日只能喝买的矿泉水。

　　疑问一：“癌症村”情况是否属实？

　　调查 已有11名村民因癌症死亡

　　记者日前来到离厂区不远的一个由铬渣堆成的斜坡上，看到一群工人正忙着用石棉瓦搭建防雨层，巨大的铬渣堆与南盘江之间仅隔一段砖砌的约一米高挡墙。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汤再杨说：“2003年收购这个厂的时候，铬渣就在这里了，总共28.84万吨，工人们也都知道，起码10年多了。我们争取了两个国家项目来处理这些铬渣，目前还剩下一半没有处理掉。”

　　按汤再杨所说，从2003年算起，这堆庞大的剧毒工业废料铬渣已经在南盘江边堆放了8年以上。而如果从1989年该化工厂开始生产算起，这里堆放铬渣已22年。

　　在与厂区相邻的小百户镇兴隆村委会，曾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村民常小乔告诉记者，牲畜不敢放到江边，很多村民莫名得病，30多人得了癌症。只要是喝了江水的牛羊，要么生病要么死亡。2008年，村委会3000余亩水田受严重污染，根茎腐烂、秧苗发黄直至死亡，经过交涉，化工厂赔付了一部分，但数额很少。

　　常小乔说：“大部分村民去年还可以喝附近的另外一条河里的水，但洗衣做饭还是用被污染了的井水。今年干旱枯水，那条河已经没有丁点儿水了。”

　　47岁的兴隆村村民王楼先的父亲患有肺癌。他说：“现在我们买矿泉水喝。但煮饭还是要用井水。”他告诉记者，化工厂位于村子上游，从1998年它建厂到现在，南盘江的水一直污染严重。2008年，家里获得了化工厂赔偿的8000多元，2009年也赔偿了一部分。“环保局的领导说，‘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

　　陆良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钱鑫告诉记者，兴隆村委会共3563人，通过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核实确实有人死于癌症，但数字没有那么多。2002年至2010年，经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的癌症病例有14人，其中11人已经死亡。14人中，患肝癌的有6人，其他还包括淋巴癌、结肠癌、乳腺癌等；死亡时最小的为9岁，最大的77岁。

　　疑问二：还有多少毒物悬在我们头上？

　　调查 监管漏洞太大

　　实际上，近年来，媒体已多次报道了南盘江被污染的事件，如：2009年10月，南盘江雷打滩水库突然变黑，569吨鱼死亡，12家养殖户损失惨重；2010年6月初，养殖户重新投放的20吨鱼苗，再次大量死亡，养殖户血本无归。

　　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里，对铬渣的堆放、挖掘、运输和贮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包括铬渣堆放场所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铬渣堆放场所内的任何作业应征得管理人员同意；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径流进入铬渣堆放场所；铬渣的运输路线应尽可能避开居民聚居点、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运输过程中应包装完好，应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等。

　　据记者调查，在云南曲靖“非法倾倒铬渣致污”事件中，铬渣运输、贮存监管缺失，更没有“转移联单”一说，即转移危险废物前须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经批准后，产生单位应当向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联单。

　　[铬的危害]

　　在国际上，六价铬被列为对人体危害最大的8种化学物质之一，是公认的致癌物质。在我国，含铬废物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铬渣因为富含六价铬而毒性超强，且水溶性很好，在雨水的冲刷下，极易流淌至河中，严重污染水源和土壤。据介绍，我国是铬渣产生最多的国家，目前有铬盐生产企业每年排出铬渣约45万吨，历史累计堆存量已超过400万吨，涉及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1家企业，其中有些企业已经破产或关闭。这些堆存的铬渣大多露天放置，没有防雨淋、防渗漏、防飞扬等防护措施。

　　“我们60岁的人可既往不咎，就是娃娃们还在这长大”

　　昆明直达陆良的班车，滚动发车，全程仅2个小时。从陆良县城到和平化工有限公司，车程10分钟。化工厂离兴隆村，仅几步之遥。在去往兴隆村的路上，如无提醒，很难注意到写着“和平科技”四字的和平化工厂大门。据了解，当地除此化工厂外，还有水泥厂等十多个工厂。被烟囱包围的村庄，尽管有公交车通往县城，但街道很脏，货车驶过，尘土飞扬。

　　没收成的庄稼地，每亩赔200多元

　　17日下午，记者打听一名罹患癌症的幸存村民时，碰上了曾担任村民小组组长的老王。他正在做油漆，放下手中的活，就带记者去找，他的弟弟就是癌症。

　　“你们来采访好啊，”他穿着搭扣褂子，快步走着，“我们60多岁的人了，可以既往不咎，就是害了娃娃，他们还在这长大。”

　　老王的弟弟不在家，家里的女人都出来了。老王介绍，1999年开始，工厂周边的庄稼不结果，“排的蒸汽有时是黑的，有时是白的，一般在夜间排。”一开始，他们直接去找厂家，“平时进不去，他们养着保安。”他们只好去找政府。有一次他们见到了副县长，还有一次见到了县委书记。“书记亲自安排环保局接待我们，但环保局一调查，说没污染。”“每次都这样，环保局说没污染，我们找哪都找不上。”

　　此前有媒体报道，和平化工厂和村民签了“死亡协议”，从2004年开始每年赔偿兴隆村14.5万元，赔偿到2009年。2010年又签协议，赔偿提高到15.2万元。老王不清楚具体数字，但他知道对没收成的庄稼确实有赔偿，但赔偿价“实在太低”，200多元/亩。“有的不是所有都没收成，就只赔30％。”他还介绍，现在和平化工厂扩建的一部分工地，就是当年被污染的田地。“污染的地，几年都不能恢复。”

　　不在疾控中心名单内的癌症患者

　　但对于得了癌症又不在疾控中心名单之列的村民来说，化工厂赔偿庄稼的事，不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40多岁的喉癌患者唐文炳，四川人，孤儿，脖子上绑着小型呼吸仪器，不能讲话。他有三个儿子，最小的七岁。在小儿子三岁时，唐文炳进入这家化工厂当临时工。跟大多数污染企业旁的村民想法一样，他的妻子朱子芬“知是知道（化工厂有污染），但确定不下。”而且，“三个娃娃，不支持（他去上班）？他要生活，不挣钱，咋个养活？”在化工厂，唐文炳主要做装卸、拉料的工作，平均每月挣2000多元，“身体相当好。”

　　四五个月前，唐文炳发现喉咙痛得吃不下饭，先被认为是慢性咽炎，两个月前在昆明确诊为喉癌。7月30日，作为中期癌症，他进行了手术，花了十多万，家里贷款五六万，至于活多久，“就看恢复了。”

　　癌症患者黄富仁（化名）同样不在疾控中心名单之内。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整理可卖几分钱一个的尼龙袋。黄富仁的儿子也在化工厂上班，“在厂里时间长了要得癌症，我跟他讲不要去了。”黄富仁记得化工厂搬来前，附近池塘的水是清澈见底的，但现在“都黄了，通通是黄的。”可儿子还有个在读大学的女儿。现在化工厂停产，儿子仍然上班，给铬渣场砌砖。他不是很了解村庄正被高度关注，“家里电视机烂掉了，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