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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称贺龙是土匪 若不同意他 要翻脸了就麻烦 |
| www.sinoca.com 2011-08-10 凤凰网历史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解说：60年代初是多事之秋，动荡之秋，中苏关系渐行渐远，中印边界频起争端，蒋介石军事反攻跃跃欲试。而这一切，都对屡经战火的人民解放军，提出了新的考验。1964年，在贺龙、叶剑英等老帅的倡议下，全军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比武活动。
谢武申：所以在这个时候，南京有一个叫郭兴福的副连长，他搞了一套郭兴福教学法，在南京搞的汇报表演。咱们叶老帅呢，他对训练是很重视的，他去了以后一看不错，他回来就给军委写报告。那么贺老总主持军委日常生活了，他就很赞赏叶老帅的报告。他就是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就是要迅速在全军普及，创作要学习开展一个运动，这是从贺老总那里发起来的。
以后因为当年罗瑞卿，罗大将，他是军委秘书长，然后总参谋长，他是这么个身份。训练当然总参管，总参有一个军训部，当然总参来管。所以，就是直接领导大比武的是罗总长。上面领导的两个老帅，贺帅、叶帅。
解说：短短几个月，群众性的大练兵热潮，使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连毛泽东也曾批示，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但是，率先提出大比武的贺龙，此时却对大比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批评。
谢武申：就是在大比武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拼凑尖子班，尖子连队。它这个尖子呢，在大比武的时候，他就搞了一个建制连、建制排。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团，比如说我搞一个射击的建制连。建，建设的建，制度的制，建制就是编制的意思。就是我可以允许他搞一个建制，我把射击的抽出来，抽到这来，抽到这来组成一个连队，叫我这个团有一个建制连什么的，有这么个事。
他为了比赛比武，我这个团参加，去代表我的团。但是我的团整个，我其他的连队没有这么高的射击水平，所以这种偏差是有的。但是，这个无妨大局啊，我这一个连队也是优秀的，也不是造假的。
解说：瑕不掩瑜，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比武的成绩，却仍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此时，谁也没想到的是，轰轰烈烈的大比武里，一场风雨潜伏其中。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
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开始偃旗息鼓，直接指挥大比武工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开始受到冲击。
曾子墨：在贺晓明的回忆里，父亲是一个恬静、安详的老人，革命工作多年，虽是位高权重，却仍然朴实如初。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贺龙的晚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那场，另人们至今胆寒的十年动荡岁月。
1965年12月，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本以为是讨论战备问题，到了会场，他才知道，要解决与他公事多年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问题。
贺晓明：就是在文革之前，有个上海会议。在那个上海会议上呢，当年叫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有什么问题呀?罗瑞卿不是平反了嘛，平反了嘛。都是被诬陷和诬告了。还是叶群跑到杭州去找主席，哇啦、哇啦讲了五六个小时吧，都是讲罗瑞卿这么啦，这么着、这么着。所以毛主席就说，那上海开个会吧。所以呢，我爸爸和这个会的精神是对立了，对立了。
解说：上海会议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贺龙也多次对人表示，不相信罗瑞卿有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贺晓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因为这个老要表态，你对罗瑞卿这个问题怎么看，怎么、怎么。老要表态，所以他很烦。那个会议开得还是比较高压的，也不痛快。开完会以后，血压高。血压高呢，总理说，那你就去休息吧。他就到广州了，从广州以后，他就到渡口，到三线去。他看，他管国防工程建设，他就去那去了，所以在他的照片里，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渡口，有一个建设的有一个沙盘，他那两个手这么扶着在那个沙盘上。我看那个属于最后一次微笑。
解说：贺龙考察三线建设，回京后不久，十年浩劫开始了，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打倒“彭罗陆杨”的调幅四处飞扬。
贺晓明：他愿意工作，他不愿意搞那些事情。所以这个回到北京以后，这个文革的那个节奏和那个气氛，就越来越足。越来越足，我认为他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那个形势是属于一个不正常的形势，他跟不上。所以他第一次跟不上，就是刘少奇，少奇主席。
当时就是党内的另一个司令部，而且呢，还弄出来，这些造反派，还弄出来百丑图，就把这个中央一级的干部群体，都全部丑化。他对这个非常反感。
解说：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问题，贺晓明记得当时在家里，贺龙曾经和其他几个老同志一起，议论应当如何约束造反派的行动。贺龙提出，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贺晓明：他在家里，那时候中央在开会吧，有王任重，还有李井泉，还有他。他们三个人都在说这个情况，三个人说完以后呢，说我们这个还是要向中央要反映一下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嘛。党内、党外要有区别的，这样不太好。
然后呢，我爸爸那时候就让我妈妈到人民大会堂，总理在那办公，就向总理去反映他们的这个意见。那时候我妈妈是我爸爸那个办公室主任。所以她就按照他们三个人，就是我刚才上面说的那个情况，就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认真，在那个本子上把这些意见都记下来了，而且还反复问我妈妈，订正说，贺老总是这个意见吗?说是啊，说这是他们的意见，说内外要有别。结果呢，向总理汇报完了以后的第五天，就出来那个“炮打司令部”了。他太跟不上趟了已经，他看不懂，看不懂是怎么回事。
解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邓的名，会议越开上纲越高，贺龙也要棘手的“表态”问题。
贺晓明：这个完了以后，中央开会的时候，也是说这个刘少奇的问题吧，主席就说，贺老总啊，说你那个，你表态了吗?然后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他说报告主席，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真是心里就这么说，他说我上不去纲啊。他说我不会再说那些很时髦的那些话，主席当时也没说什么。这就是他对文化革命那个反应，就是这样。后来打倒的干部，就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那个时候他那个感觉，说怎么有点像这个清理阶级队伍啊。他认为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那也晚了，那他被关起来了，也晚了。
解说：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教唆、鼓动下，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但谁也想不到的是，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贺晓明：当时呢，这个在最关键的就是，同意不同意给贺龙立案。当然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是积极主张赶紧就立案的。主席呢，就一直没有下这个决心。就在那个时候，能替我爸爸说得上话的人，已经很少了、很少了。老同志们，还有老帅们，各个自己都不保，都不保，都面临着被冲击。所以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最后一次谈话，是在总理家里。你像好多人就说，是周总理把我父亲从新六所接到他家。这中间状态是这样，是造反派，军队口的院校啊、院校口的，还有体委造反派，就一天围着我们那个家就转悠，揪贺龙啊，交代问题啊。那就是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所以我爸爸也知道这个情况，他有点烦了，他在新六所他烦了，他说我去见群众去，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就回家去见群众去，他说我不住这了。
解说：贺龙从暂住地新六所回到东郊民巷8号，前思后想之后，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情况，向周恩来汇报。于是在夫人薛明的陪伴下，贺龙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住所。
贺晓明：他们那个车就拐进新华门，然后到西花厅了，到西花厅了以后，总理不在，不在他们就在西花厅等总理，然后就在那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了以后，总理每天都非常忙，就是最后你不能在这一直住下去，最后贺老总到底怎么办呢?
因为我觉得总理肯定是，也是请示过主席了，说就安排我爸爸去西山，就再转移再休息，然后临走前是他和那个李先念和我爸爸谈的话，最后两个人告别了，就在这。说等着秋天我去接你，你到那里，你去休息去、休息去。
解说：从此一别周恩来，这两位老战友再没相见。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贺龙对夫人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
贺晓明：他这么多年，两年来对他的各种迫害，药不给了，你药不给，你不是害人吗?还有一个，水不给喝了，谁都知道糖尿病人三多，要喝水啊，不给喝了。而且每天给那么一小壶水里头，喝得出来，里头还加糖了，你这更是害人。
还有你给他压力，让他坦白交代，这都是糖尿病人的大忌啊。然后有房子不给住，让两个老人住在地下。冬天人都有暖气，他们那屋子里冷，没有暖气，我妈妈只好把那个皮大衣那个皮，那个袖子给拆下来，就穿到我爸爸的腿上。
你这不都是迫害吗?不给吃啊，就是一个饭盒，你们吃吧，一扔，就在地下了，街上卖的都是新鲜的菜，给他们吃的糠萝卜。我妈妈只好到外头那个地上去自己拔点野菜。你这不是迫害吗?
解说：1969年6月9日，监禁中的贺龙与世长辞。
贺晓明：后来一直到1974年，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过后，慢慢的这个状态就越来越清楚，越好。主席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就多次讲话，要给我爸平反。因为毛主席吧，我觉得是这样，他就是说，为我爸爸平反是讲过三次话，就是催，赶紧平反吧。最后急了，不要去搞那些材料了，就平反了。另外呢，毛主席能够做自我批评的那个时候有，但是不多，但是为我爸爸呢，是做了自我批评了。
曾子墨：贺晓明记得父亲去世时，床头的病历卡上写的名字是王觉，而之后的火化等一系列仪式，也都秘不示人，全部沿用了王觉这个化名。元帅贺龙生时戎马倥偬，死而默默无名。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以赢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仪式。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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