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
本文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03期 作者：张明军 原题为：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内个人崇拜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长期以来，关于党内个人崇拜的问题，政治学界和中共党史学界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理论观点。但笔者认为，对于某些观点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问题，就教于学术界同仁，以期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关于党内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
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国内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1958年的成都会议。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毛泽东这段讲话的确反映了他对个人崇拜的认可和欣赏，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体现了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转变问题，并不足以说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此而生。如果通观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肇始于民主革命的40年代。
1942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也愈益明显。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后的有利态势和主动地位，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公然宣扬“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封建独裁思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皇权思想依然对广大农民有着浓重影响的情况下，为争取民心，打退国民党在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对抗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将对自己领袖和思想主张的宣传提到首要地位。1943年7月6日，刘少奇撰文指出，中共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共的历史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刘少奇的文章是一个信号，中共前任总书记博古随后称颂：“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高岗在1943年11月中央召开的工农“劳动英雄”大会上宣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工农的灯塔，是劳苦大众的旗帜”。于是在1943年11月2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劳动英模和其他积极分子致毛泽东的致敬信中，开始出现了欢呼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词汇。由青年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陕北民歌也开始流传大江南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两位在延安实地采访的美国记者T.H.怀特和A.雅格比曾这样写到：“在公众集会上，对毛的即席讲话，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地位极高的人）也经常故作姿态地去作笔记，好像毛的讲话就是从中可以汲取知识的甘泉。还经常可以听到一些自惭形秽的颂扬之词，极其夸张，几乎令人作呕”。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40年代已经开始，但这种崇拜并没有形成遍及整个社会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的客观效果具有两重性：
其一，这种崇拜揭开了神化毛泽东的序幕，对建国后毛泽东崇拜的重新滋生和盛行奠定了基础，具有消极的作用。
其二，这种过分的渲染，对于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企图以“一个中国、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取消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阴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凝聚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战斗力和争取全国民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令人欣慰的是，由于战争环境的硬性约束，在生存作为第一需要的情况下，毛泽东始终保持了清醒的认识。所以，毛泽东对这种个人崇拜，并无欣赏之意，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禁止个人崇拜的思想，使民主革命时期所发生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没有盛行和发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在建国初期依然坚持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并在中共八大上作出了“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巨大的成就使他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平环境条件对生存的意义的消减，使他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当他的主张和意志在党内遇到阻力时，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威不够所致，于是就发生了1958年成都会议上由原来对个人崇拜的反对到对个人崇拜欣赏的思想转变。
二、关于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和盛行的原因
就毛泽东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因素而言，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一，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别有用心的宣传和神化，是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重要原因；其二，领袖对个人崇拜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是个人崇拜得以盛行主要因素。
勿庸置疑，上述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此种分析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它没有说明造成原因的原因，如：是在何种基础上产生的驱动力，促使林彪等人开始对毛泽东进行了个人崇拜。事实上，五、六十年代党内个人崇拜重新滋生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与国际共运史上个人崇拜者的共同一面，也有中国政治体制弊端的助动作用；既有人类社会一般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特殊文化因素的推动。究其原因，有如下七个方面。
第一，巨大的历史功绩是其进行个人崇拜的政治资源。熟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否认，历史的时势造就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而在三位伟人之中，毛泽东的功绩尤为显著。在他的领导之下，创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并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挫折中转危为安。在他的卓越指挥下，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洗涤了中华民族百年挨打屈辱的历史，将中国领向了一个新世纪的起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特殊的贡献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实质上演变成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含义，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已被人们笼上了“救世主”的光环。具有如此历史功绩的伟大巨人，只要稍稍放松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就极可能导致个人崇拜的产生，而对个人崇拜认可和欣赏的行为则势必造成个人崇拜现象的泛滥和盛行。
第二，超凡魄力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中，虽不乏群星璀璨的领导人物，但能像毛泽东这样具有超凡魄力的人物却绝无仅有。毛泽东的魄力可以说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举世无双。这种超凡魄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伟大的人格。在毛泽东的身上蕴涵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伟大革命家的恢弘气度：重振华夏文明的历史使命感、献身祖国的民族精神、追求人类幸福的伟大理想、百折不挠的钢铁意志、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虚怀若谷的宽广心胸和历史巨人的伟大气概。
其次，卓越的才干。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创立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料敌如神、所向披靡。作为非凡的政治家，他成功地解决了党内党外的重要政治问题，其对敌斗争和党内政治斗争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是中国革命所孕育出来的最杰出的领袖人物。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杰出才干，使党的广大干部为之折服，使中国的一般民众为之倾倒。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和人民如此的亲近，而又如此的神圣；他既具有中国农民质朴务实的本色，又具有真理化身的光辉。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在毛泽东的这种超凡魅力影响下，极易唤起中国民众将其神化的情绪。值得指出的是，由超凡魅力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和靠强权而形成的个人崇拜具有十分明显的不同效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实践个人崇拜的典型人物，但他们进行个人崇拜的手段不同，其效能也大相径庭。斯大林领袖地位的取得更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而毛泽东则主要凭借其功绩和超凡魅力；斯大林的权力基础更多地是强制，而毛泽东的权力基础则主要是民众内心的拥戴；斯大林政治权威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秘密警察，而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却具有最深厚、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更多的是出自畏惧，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发自心灵的真情；受斯大林残酷打击的各级干部更多的是憎恨，而受毛泽东错误批判的领导成员依然是忠贞不渝。
第三，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助动。无论任何政治设施，都是在人们一定的政治意识指导下建立的。但这些政治设施一旦确立之后，又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促进或制约人们政治观念的发展。政治体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对人们政治观念的作用也不例外。由于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集权政体之下的个人崇拜有两种现象：
其一，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而进行的个人崇拜。由于毛泽东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其他领导人物已无力实施某项政治主张，他们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达到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意图。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分析说：“他们借助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利用他的语录来促进他们希望建成的非毛泽东主义的体制进程。”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说，“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性的，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的真实心理。这种个人崇拜，一是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二是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的需要。在权力高度集中、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已遭破坏的情况下，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只好通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来曲折地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贯彻自己的主张。残酷的历史事实表明，无论出于何种动机的个人崇拜，其崇拜者往往受到崇拜的反作用，刘少奇后来的悲惨结局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可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后人也”。时隔34年之后，刘少奇之子刘源关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作了这样的反思：“以刘少奇对毛泽东的了解，应对这一趋向（指毛泽东的个人专断，笔者注）有所发现和警觉。共同作为世纪伟人、一代哲人，刘少奇不应该任随毛泽东的错误一味发展，也不应该对这种发展的后果完全无知。加之，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就此来说，刘少奇负有直接责任”。为此，“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更为残酷的则是刘少奇“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对此，“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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