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深入北京保安公司黑监狱 关押上访人员(组图)

　　被关押者提供的遭非法关押人员名单。

　　前日，昌平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黑监狱”已被查封。该院子曾非法关押来京反映问题的人员。本报记者 杨杰 摄

　　在“黑监狱”的日子

　　遭非法关押人员称，进门先被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物品全部被没收，不听话就挨打

　　从“黑监狱”被解救出来后，58岁的孙怀元说自己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活着”。

　　“经常挨打，吃不饱饭，睡不好觉，更没有自由，他们只让你活着就行，”回忆起被关押的13天，孙怀元说，“活着，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在昌平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的这处“黑监狱”里，据统计，仅从7月1日到7月12日，就非法关押过超过50名来京办事者。

　　他们的自由受到严密的控制。就连吃饭时，也都有五个“打手”守在门口，谁大声说话就要挨打。

　　直到7月12日这一天，昌平警方接报后，将该“黑监狱”查抄，当场解救13名被关押人员。

　　6月30日，清晨刚下过一场雨。

　　孙怀元从老家江苏盐城来京，到丰台久敬庄信访接待中心反映情况。

　　办事的过程很顺利，还在现场看见了一位老乡―――盐城市信访局工作人员张昌民。

　　不过，当他从中心走出来时，张昌民不见了。一辆金杯面包车停在他面前，几个光头、有文身的男子下车，告诉他他的事情解决了，让上车谈。

　　“我当时害怕不愿上去，但这几个人强行把我抬上了车，两个男的按住我，威胁我别乱动，否则要整死我。”

　　金杯随后一路向北，扬长而去。

　　称被带走前见过当地信访局人员

　　据十多名被关押者回忆，当时押送他们上车的人都是“剃着光头，文着文身”。

　　而他们遭遇的另一个相同之处，则是被带走前，均在当场或此前一天，见到或联系过他们当地信访局在北京的工作人员。

　　这些人涉及湖北、江苏、河南、陕西等多个地区。

　　60多岁的许西敏遭遇更为“奇特”。“当时，我们河南周口市鹿邑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王亚东找到我们住的宾馆，说要给我们换个地方住，就带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我看他也上了车，就相信了。”

　　结果，王亚东半路下车，许西敏则被面包车拉走。

　　想多领碗饭被“打手”踹倒在地

　　面包车的目的地都是一个―――昌平区南七家庄村的“黑监狱”。

　　“开了不知道多久，车停在一个偏僻的院门前，我被押进院子后，铁门立刻关上了。”孙怀元发现，院子里还住了很多人，有老人，也有小孩。

　　与他几乎是同一时间被带入这里的，还有许西敏和张金亮。

　　三人一进院门，立刻被七八个“打手”带到院子西侧的一间小屋，开始搜身，手机、身份证等物品全部被没收，只有钱可以留下。若有人反抗，立刻会被打一顿。孙怀元说，此后，一位名叫林红的女子在手机被搜走之后，因为说了句“能不能把手机卡拔出来还我”，便挨了一顿打。

　　搜身结束之后，孙怀元领到一个拳头大小的碗。而所谓的午饭，只是一小碗米饭和几片黄瓜。

　　完全吃不饱，但孙怀元没敢说话。因为他发现，吃饭时，也有四五个打手守在门口，谁说话，就会被打一顿。

　　张金亮记得，7月初的一天，带着两个孩子被关在这里的刘欣(化名)到厨房领饭。尽管还有两个女儿，但她们每顿也只能领到一碗饭。

　　“那天，两个孩子都饿了，刘欣先喂她们，一碗饭很快就没了。”林红说，刘欣拿着碗走到厨房，希望能再给一点饭。结果，话刚说完，就被一个“打手”抬脚踹倒在地。

　　“她半天没有从地上爬起来。”孙怀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不住抹眼泪。

　　多名被关押者表示，他们曾与打手简单交谈过，这些人证实，管“黑监狱”的老大姓高，身高1米7左右。“他曾说过，你们如果听话，我们也不会打你们，但如果你们地方驻京办的人要我们动手，我们也只能打，因为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不然我就丢了工作。”

　　“黑监狱”小卖部一包纸巾4元

　　被关押的日子里，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顺从。“不听话就挨打，还不如安顺一点，打架的话也打不过。”张金亮说，那段时间，他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扑克，要么就聊天。那时，他才得知，被关在这里的人，都是来北京反映情况的，有的是因为地方征地、拆迁问题，有的是觉得遭遇了司法不公。

　　在“黑监狱”里，最受大家宠爱的，莫过于刘欣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女童，一个3岁，另一个两岁，还没断奶。

　　“我们管这俩女孩叫‘小萝卜头’。”孙怀元说，逗“小萝卜头”开心，成了枯燥生活中仅有的乐趣。不过，因为不够吃，两个“小萝卜头”总是喊饿，来自武汉的刘海宁便从院子里的小卖部买来火腿肠，给孩子吃。

　　许西敏介绍，这处小卖部，是“黑监狱”的头儿开的。小卖部里的物品价格通常是外面的2倍，一包纸巾要4元，洗脸毛巾7元一条。“一旦有人生病，严重的话可请‘打手’代购药品，不过需要支付三倍的价格。”

　　院子两侧，男性、女性分别睡在两个房间里。这两个房间均不足30平米，没有床，“只能睡在地上。”孙怀元说，人最多的时候，只能在地上侧着身子睡。

　　由于地面凉，许西敏曾经感冒，持续了三天，“发着低烧，只能整天躺着，连饭都吃不下去。”许西敏说，但始终没人带他看病，“当时，我听‘打手’说，反正也死不了人，就不用看了。”

　　查抄源自被关者家属报警

　　在没有计时和通讯设备的“黑监狱”里，时间的概念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我从6月底被带走，当时妻子也在北京，但出去买东西了。我被带到哪，她肯定不知道。”张金亮说，被关的日子长了，对自己的境遇开始无奈地接受，与此同时，却越来越担心家人。

　　昨日，张金亮的妻子刘袁回忆，当天发现丈夫不见后，她便带着两个孩子满街找人问。“我不识字，不知道该怎么找，只能去丈夫去过的地方守着，又回老家派出所去找，但都找不到。”

　　张金亮说，在“黑监狱”里，他曾经哀求“打手”给他家里打个电话，但对方不肯。

　　日前，据报警人之一的颜廷忠表示，他妻子韦红花是江苏盐城市阜宁县人，与同县几个人一起来北京反映问题，随后被骗到了这里的“黑监狱”。“后来，与我老婆一起被关进去的人先放了出来，我从她们那了解了情况，就决定报警来救我老婆。”

　　7月12日，昌平警方将该“黑监狱”点查抄，当场解救13名遭非法关押人员。

　　多地信访局均否认与此事有关

　　据介绍，在“黑监狱”中的人，被关押的时间长短不一，长的有40多天，最短的被关了5天。在被昌平警方查抄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人被放出，其中大多被直接送回了家乡。

　　昨日，据这些被关押人员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现场就取回了自己的手机和身份证，还有一部分人，却是从家乡的信访局拿到的。

　　不过，被问及当地信访局与“黑监狱”是否有关，这些被关押者曾提到的地方信访局相关人士均予以否认。

　　江苏省盐城市信访局工作人员张昌民说，自己当天的确在北京，也得知这些地方的人来北京办事，但被关一事与他无关。

　　盐城市阜宁县信访局毛局长表示，不知来京人员被关一事。“北京这么大，他们爱去哪去哪，我哪管得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动向，除非他们主动找我。”

　　而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信访局工作人员王亚东的手机，则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该县信访局值班室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说，他们也联系不上王亚东，“这些来北京办事的人的住宿费，一般是我们负责支付，但没有听说过有限制他们人身自由的情况。”

　　昨日，昌平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村委副书记王旭东证实，当地“天马河废旧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是这处“黑监狱”的房东。“大队把那片地方整体租给旧货回收货场，货场又对外分租了摊位。”

　　王旭东表示，“黑监狱”所在院落，一直由旧货回收货场负责对外出租，他并不清楚有外地来京人员被关押在那里。

　　北京市天马河废旧物资回收公司办公室的员工表示，作为“黑监狱”的小院，虽然是公司租赁的场地范围，但公司办公室仅负责货场的摊位出租，不负责民宅出租。“你得问我们组长王斌喜，他可能知道”。多名员工表示，他们不清楚黑监狱的事情，并拒绝提供王斌喜电话。

　　新京报社论：“安元鼎”们为何依然猖獗

　　“黑监狱”一再出现，有关部门不能停留于个案的表层处理，而要彻底查清背后的违法链条，依法追究“黑监狱”开办者以及背后雇主的刑事责任。

　　近日，警方查封了昌平区北七家镇南七家庄村一处“黑监狱”，13名遭非法关押的人被解救。警方表示，这处“黑监狱”系一家“保安公司”开办，受雇专门抓来京反映情况的人员。不过，警方未透露雇主的身份。

　　据一些被关押者的回忆，这处“黑监狱”不仅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还有暴力殴打、将公民抛弃荒野等恶劣行径，而被关的人中，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的还在吃奶。按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等相关条文，这无疑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对此，公安部门不能查封了事，而是要尽快立案侦查，公布雇主身份，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

　　“黑监狱”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于公众视野。几年前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在北京设立多处“黑监狱”，收取高额佣金为某些地方政府服务。安元鼎在万夫所指之下，去年9月底被警方成功打掉。但“黑监狱”并未就此绝迹。今年1月，在北京朝阳小红门处又现“黑监狱”，一处民房里“关押”了数十名上访人员。

　　“黑监狱”打而不绝，显然和打击力度不足有关。安元鼎董事长等相关人员，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经营”两项罪名立案侦查并刑拘，但不知为何，近一年时间过去了，至今未见下文;背后的那些雇主，更是未听说谁被追责。福建上杭县公安局还曾在网站上公开承认，与安元鼎公司签订押送访民协议。如果这些雇佣“黑监狱”的地方官员，都能逃脱法律追究，怎能从根源上杜绝“黑监狱”?

　　“黑监狱”之所以打而不绝，离不开一些地方官员的现实利益需求。安元鼎是如此，昌平这个“黑监狱”也是如此。有5名被“黑监狱”关押的人都说，他们被抓当天，均看到了盐城市阜宁县信访局的毛姓局长;还有人是被河南周口市鹿邑县信访局的工作人员骗上面包车，送进了“黑监狱”。由此可见，“黑监狱”的幕后雇主，极可能是一些地方负责信访工作的官员。

　　无论是直接开办“黑监狱”的，还是背后的一些地方官员，都应被依法追究责任。据最高检非法拘禁罪的立案标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涉嫌“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的;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并使用械具或者捆绑等恶劣手段，或者实施殴打侮辱虐待行为的;非法拘禁，造成被拘禁人轻伤重伤死亡的;非法拘禁7人次以上的……”等情形的，应予立案。

　　在这起“黑监狱”事件中，一些地方官员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有没有直接参与关押公民，雇佣他人非法扣押公民是否适用“非法拘禁罪”，公安和检察机关应履行法定职责，查清事实，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一再出现的“黑监狱”，严重侵害和威胁着公民的人身安全，有关部门不能停留于个案的表层处理，而要彻底查清背后的违法链条，还那些被害者一个公道。将“黑监狱”一查到底，让那些幕后地方官员依法受到惩处，才能向社会表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不可随意侵犯，“安元鼎”们才会在法治的权威面前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