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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史家胡同51号:章含之与乔冠华十年风雨相依 |
| www.sinoca.com 2011-07-24 人民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② 文革中的遭遇
1966年8月19日的夜里，大约十点半钟，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服的青年男女冲进院来。其中一个女红卫兵野蛮地抽出腰上的皮带，高举在手，喝令章士钊到院子里去。家属在旁求情，说他年纪大了，晚上外面风大，能否有话就在屋里说。来人哪里容得，抓起章士钊就往院里拉。一群红卫兵挥着皮带不停地历数他的“罪状”，说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说他是老混蛋，并命令他低头认罪。章不肯低头，只是默然不语。他们就上前按他的头，要他站好不许动，然后一窝蜂似地拥向客厅，到处翻箱倒柜，把大批珍贵古籍线装书扔在地上。甚至还钻进天花板里搜寻。
将近两个小时的批斗会结束后，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被女儿扶着走进卧室，他精疲力竭，躺在床上，说：“我累了，要歇一会儿。”
大约过了半小时，他缓慢地从卧室出来到书房，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女儿章含之不知他要干什么，让他休息，明天再写。他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第二天早晨，信送出了，他在信中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家并斗争了他。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转批给总理落实办了。9月1日，收到主席的亲笔复信：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一天，总理指示301医院接受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而且拟定了一批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
三个月后，章士钊从301医院回家，因受到毛主席的保护，可以在家闭门读书写字，整理《柳文指要》的手稿，度过了一个清静的元旦和春节。
不料，社会上又掀起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并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见此情形，章士钊甚感不安，他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要把中国毁掉。”因此，1967年3月初，他又给毛主席写信，劝他与刘少奇团结，不要打倒他，国家需要安定，切不可乱。随后又给刘少奇写信，大意说他不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大局为计，建议少奇同志作检讨。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像章士钊这样敢说老实话，而他一生都是这样率真，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先考虑自己，也不会阿谀奉承。
1971年9月，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一百多万字的《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用文言文繁体字公开出版。其间毛主席亲自审阅，并提出过意见供著者参考。据说，康生为审查此书，曾在宾馆住了两个月。可见当时对此书出版之慎重。《柳文指要》出版后，章士钊非常高兴，积数十年之心血，不意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能出版，真是天之大幸也。
③ 客死他乡
《柳文指要》的出版，使章士钊倍感安慰，然而自从1970年奚夫人去世，年迈的章士钊开始感到越发的孤独，渐渐地萌生了去香港看望他的另一位夫人殷德贞女士的念头。可那时的香港，和大陆尚未通航，因为怕他身体吃不消，所以被章含之和周总理劝阻住了。
后来，毛主席听说了此事，认为应该圆了章老这个心愿，正好也可以在香港见一些台湾的老朋友。大陆与台湾恢复来往，章士钊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佳人选。因此1973年5月，受毛主席之托，章士钊在92岁时乘专机远赴香港，与国民党秘密接触。当专机在香港启德机场落地时，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遗憾的是，由于气候不适，章士钊到港即病，卧床不起。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九十二岁，再也没能回到他安度晚年的四合院。
2／见证章含之与乔冠华十年风雨相依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史家胡同也正因她的著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而声名鹊起。
章含之的身世颇为传奇。她的生母解放前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货员，年轻时非常漂亮。因地位悬殊，与她的生父并未正式成婚。章含之出生后，她的生身父母对簿公堂，然而父亲却只愿支付抚养费而不愿负责任，母亲愤怒之下，欲将她送给黄包车夫抚养。最后，身为辩护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女婴。
1949年，章含之随养父母从上海迁居到北京。也是在这年的一次圣诞舞会上，年仅14岁的章含之认识了才华横溢的北大才子洪君彦。二人经过了8年的爱情长跑，于1957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1960年，章含之和丈夫一同随父母搬进了史家胡同这座古老的四合院，不久章含之怀孕，1961年妞妞出生，让一家人都欣喜若狂。
然而在文革那样疯狂的年代里，人的感情也经受着艰难的考验。这对青梅竹马的夫妻，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二人感情破裂，最后于197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早在1971年，还在外语学院当老师的章含之，被毛主席点名调入了外交部，也因此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相识。22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阻止两人的相知相爱，在随后的艰难岁月里，谱写了一段爱情传奇。
当年，乔冠华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赫赫功臣。两人的相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章含之在书中曾经回忆道，那是1973年5 月，国务院管理局对这座四合院进行大修。章含之暂时搬到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她和乔冠华正在恋爱，他们就在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丝毫没有阻碍感情上的完全融合。
然而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乔冠华更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
此后的一段时间，乔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章含之和乔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也转入了“半地下”状态。
那时还有一位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也住在史家胡同，51号院在西头，仲曦东家在东头，相隔二十多家。于是每当乔冠华晚上来史家胡同51号，他就同仲曦东讲好，由仲曦东通知部值班室说乔冠华在他家，大约×小时后回家，有文件时再送他家。如果是电话请示，则由仲曦东打电话到章家，再由乔冠华给部里回电话。实在有急件要批，仲曦东就只好要乔冠华立即去他家等文件。因为住同一胡同，走过去不消几分钟，可以在交通员的文件到达前先到。
1973年12月，乔冠华与章含之终成眷属。开始时，曾想尊重习俗，章含之搬到史家胡同55号外交部为乔冠华装饰一新的新宅。周总理听说后，考虑到这样一来，就无人照料章士钊先生的故居，因此劝说乔冠华搬到了史家胡同51号。
由此，史家胡同51号也见证了两人风雨相伴的10年光阴。章含之在书中常常忆起：“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独自守着这座四合院，直到2008年1月26日，永远地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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