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单位“三公”经费首次公开。 新华社发
截至7月20日,98个中央部门中,已有54个部门公布了三公经费。看一个政府是否乱花钱,“三公消费”是最好的镜照。谁公开了?如何公开的?公开的质量、速度怎样?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成了近期舆论的焦点,这里面既有公众对三公消费逐步揭开神秘面纱的欣喜,也有对公开细节的质疑与期待。
可喜但不满意的“三公”公示
乐观的预测是,本周将迎来三公经费公开的高潮。三公消费虽只是预决算公开的一小步,却是阳光财政的一大步―至少,总算没有只停留在口头上,雷声过后开始有雨点了。知名网评人令狐补充认为,千呼万唤始公布的三公经费,甫一亮相即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公共财政公开透明已成潮流,不可逆也不可挡;而且参差多样的账单,不仅让公众比较参详,也可以形成竞争机制,促使各部委在信息透明方面不甘落后,从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忧的则是,公共财政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还亟待进一步通俗化、明细化、规范化、制度化,并亟须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以使阳光财政的明亮和谐得以实现和巩固。
《云南信息报》也有评论表示,公开三公经费,自然不是为了让民众看个热闹,而是要让民众有效监督政府部门的花钱行为。但在公布三公消费举步维艰的现实语境下,过于苛求已经公开的中央部门,盲目表达对“三公消费”的整体性焦虑和不满,显然也是一种不够理智的作为,鉴于此,不妨宽待当前的三公消费公开。
“三公”公开当重视公众情绪与期待
“这几天我在微博上与一些博友一起跟踪,并坚持转发国务院下属单位本年三公消费的公开情况。”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表示,从各部委在遵行国务院规定公布期限的情况看,大家就知道预算与决算信息的透明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公布了,公众也有对于它们公布信息不信任的倾向,越拖延越不信任。但是不管怎么说,透过微博表达的公众情绪与期待值得这些部委重视。
对于公众对各部委三公消费普遍存在质疑,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20日在《东方早报》撰文认为,其原因在于三公口径。以公务接待费为例,财政部的数字一出来就遭质疑,网民说:在北京,财政部会请谁吃饭,还不都是别人买单。外事接待经费如何处理?民政部、商务部与众不同,单独列出。公布三公时口径不仅要统一,而且宜大不宜小,口径大了,更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老百姓也会觉得数字更加可信。不能将一些真实信息隐藏在压缩的数字之中。
《南方都市报》20日刊发朱述古的评论坦言,近来国家部委密集发布的三公支出数据,让公众看到的不是明确的答案,而是一道扑朔迷离的谜题。时下各部委公布的三公经费,只是经费管理的末端,而不是始端和中端。经费管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没有对始端和中端的全面了解,就没有对末端的正确判别。
地方、国企“三公”经费何时公开
虽说国务院规定的公开大限到来之前,还有很多中央部门尚未付诸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公公开这个多米诺骨牌已然开了个头,三公公开接力棒能传多远?
叶青认为,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绝不能止于公开,之后的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在中央机关公开三公的榜样力量推动下,地方三公公开才是重点,百姓希望看到从中央机关、省级、市级、县级、乡镇街道级的完整三公数字。有的人匡算,从上到下的三公花费是9000亿元,笔者希望各级政府用数字来更正这种说法。二是,希望看到国有企业的三公数字。国企的三公浪费已到了让老百姓难以容忍的地步,有的公司领导享用天价酒,有的公司300多个处级干部享用拿公款办好车牌、保险的“私车”。类似问题不胜枚举,不公开行吗?
中国青年报19日刊发郑根岭评论也认为,更有挑战性的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情况能否公开,公开得能否准确、具体并经得起专业机构和社会公众的拷问。不少地方政府行政领导随意花钱,迂回曲折的办法多得是,可说是“花钱不眨眼”。在进一步推进中央部门三公公开的同时,应尽早在地方各级政府全面推开,并确保真实可靠不走过场不作假。
用严格制度保“三公”消费公开到位
公开的目的,不仅是让公众知道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更重要是通过公开遏制政府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使纳税人的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邓聿文21日在《每日经济新闻》撰文指出,确保三公经费的亮相不“卡壳”,需要严格的制度保障:首先,建立硬性约束机制,对不能按时公开的部委以及存在挥霍公款造成浪费的,要进行严厉问责。其次,立法规定预算公开的内容、方式、主体、时限、说明语言等,并由各级人大对三公消费预算进行审定,确定细化标准,以做到通俗易懂,一目了然。第三,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将财政预算内外两种管理体制统一起来,严防地方和部门私设“小金库”。第四,强化人大审查监督的力度,各级人大要承担起对三公消费的监督责任,同时突出审计独立监督的职能。此外,还应加强舆论的监督力量。
破解三公消费的难点需作顶层设计。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执行院长陈宪18日在《文汇报》撰文表示,要解决三公消费难点问题,就必须在整个系统内部达成高度共识,尤其是各个政府机构、部门和单位的领导要达成共识。共识不仅仅是“必要性”、“重要性”之类,而主要应是对三公消费相关制度及其有效执行的认识,以及一旦出现各种情形的违规如何分别处理的共同约定――或问责,或追究,总之要以党纪国法严加整肃。达成共识并协力遵循,是这一设计的逻辑起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的《中国经济导报》19日刊发编辑部时评说,公开“三公消费”,在技术上、运行方式上、程序上都不存在障碍,只是还未真正被纳入严格的运作模式。在此次“初体验”中,超支部门也都是以工作为由回应,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鉴一下香港。香港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并严格要求官员开支,一旦超支将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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