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黑箱操作与网络围观
两个星期内,郭美美从一名边缘艺人变成媒体关注焦点,甚至登上《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如此快捷的搏出位,代价是接受起诉和警方调查。那些受牵连的机构和官员,大概正咬牙切齿地诅咒她。
这个事件并非孤立,其意义不只是对中国慈善事业公信力的质疑与澄清,而是反映出我们时代的一个新动向:一点蛛丝马迹就可能掀动一场廉政风暴。导火索可能是一包天价香烟、一块名牌手表、一份“出国考察”的日程表、一张购买茅台酒的单据……郭美美事件只是这个现实版长篇连续剧的最新一集,大戏还会演下去,观众很庞大,反响很激烈。
这个局面实在太好了。公权滥用者越来越难以保持沉默,蒙混过关的难度越来越高。欲盖弥彰的托辞及外交辞令式的抵赖很快会被识破,然后会有更锐利的追问尾随其后。只有事实确凿的证据才能辟谣,才能获得清白。否则,围观压力会逐步升级,直到引起纪委和司法机构的关注。在更早的年代里,这是完全难以想象的情景。这传达了一个重要的预兆:黑箱操作的时代正濒于终结。
在更开阔的视野中,我们可看到一个长程的历史发展趋势:知识的大众化对政治生活发生着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在欧洲,印刷术与平民教育的兴起,颠覆了僧侣阶层对圣经教义的阐释霸权;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则瓦解了信息垄断的格局。当人民主权的理念与现代传播技术结盟,密室政治必将陷入日益严峻的危机。可以想象,当美国所有大报同时刊登关塔那摩监狱虐待囚犯的照片,小布什总统会多么恼怒,他多么希望这个可耻的秘密可以作为“国家机密”被掩盖。可时代不同了,民主政治就是一桩很麻烦的事。从40年前尼克松“水门事件”到不久前阿桑奇的“维基解密”,都标志着这一世界范围内的大趋势。任何一个宣称民主的国家,都难以回避政治透明性的挑战。
民主没有什么标准模式,也应当根据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但任何具有真实意义的民主政体都需要对人民负责,那么公权力的使用就要接受民众问责,而问责必然要求基本的政治公开化与透明性。这并不是什么“外来的理念”,而是中国民众的自主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原则。
现代民主拒绝恶意的密室政治。以公权谋私利,却以保密为借口,是一种恶意的密室政治,本质上是对人民主权的背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再度重申,“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网络围观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正是中国民众的一种创造性实践。于是有人感叹,如今官员是一种“高风险职业”。说对了!而且在网络围观时代更是如此。从分散偶发的事件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结构形态,从消费式的娱乐宣泄到更为理性负责、更有建设性的公共表达,网络围观正发展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参与方式,也正在敲响黑箱操作的丧钟。(作者: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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