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公明镇由温江村帮派控制的一家长途车站。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用血债交换“富贵”
也是在2000年，赵民显和杨成康控制了深圳松岗的“广西长途汽车站”，暂时告别了“打打杀杀”的日子。车站需要人手，投奔他们成为村里年轻人的时髦。
这家车站实际上就是松岗城区附近一块不足两千平方米的空地，至今仍像一个临时停车场。经常被政府整治，又悄然开张。平时就稀稀拉拉停着三五辆发往广西南宁、崇左、玉林等地的长途车，几名蔫不拉几的拉客仔在附近晃悠。
但这个看起来不显眼的车站，却是灰色社会中的一块肥肉。每年邻近春运时，在正规车站买不到车票的广西打工者们，都喜欢来这里乘车，这里的空地上常常会停满三四十辆车。控制了车站的帮派，每天可以有将近十万元的保护费收入。
这是杨成康、赵民显最早发现的“肥肉”。
1999年以前，这家自发演化出来的“长途车站”还是一片混乱，各长途汽车竞相拉客。赵民显与杨成康说服天等县籍的司机，动用暴力把其它的长途车赶出车站。垄断后，票价涨了一倍。深圳到广西天等县的车票涨到150元，又把春运时期的同类票价涨到300元－500元。他们再从每部长途车票款中收取至少30％以上的保护费。看场的温江村青年每人每天可以收到100元的小费。
这种保护费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血酬”，关键时候要敢于拿命来搏。车站“利润”见涨后，在松岗的湖南帮也想分一杯羹，派出几百人过来砸场。赵民显与杨成康立即开上两部面包车，二十人每人一支雷鸣登枪，一到车站就朝几百“湖南帮”轰过去，对方倾刻间鸟兽散。狱中的杨成康忆起这一幕，还有点得意。
车站当时的“核心团队”就三个人，性格沉稳的杨成康多谋善断，垄断车站的谋划主要靠他。个性火爆的赵民显则经常拿着枪去出头，他们的表弟许国定忠心耿耿地随时听命。外围看场的则是二三十名温江村青年，车站有事时，他们可以立即动员在深圳打工的几百名温江村人和上映乡人前往助威。
其实，在控制车站之前，杨成康与赵民显很少碰过枪支。但有了车站后，他们为了在帮派的争斗中占据上风，就购买了一批枪支武装同伙。他们最常用的是雷鸣登枪，也有仿六四式手枪。由于温江村离越南近，他们有时也从越南购买对越战争时残留下来的军用手枪，“虽然很旧，但杀伤力很强”。杨成康后来被判的罪名中，就有一项是“非法买卖枪支罪”。
温江村人原本在天等县以打群架剽悍闻名，有了枪后，就气焰更甚。脾气火爆的赵民显火气一上来，就用枪指着别人的鼻子骂娘。
赵民显与杨成康还借着已形成的势力，在温江村人聚居的深圳公明镇马田村、合水口村摆老虎机、开赌场，有时日进万金。他们也一度对马田村一带的煤气站、桶装水的进出收取保取费，渐有称霸一方的气候。他们俩除了拿这些钱还掉家里欠下的几万元债，就是带着一群马仔吃喝玩乐，一天花几千上万元也习以为常。阿星的表哥言明显，有时也会带着阿星一起去玩，这是令这个受尽12小时打工生活折磨的打工少年最着迷的一刻。
2002年，阿星17岁，开始厌倦打工。但父亲闭伟宝要求他“一定要进厂，不然就别进屋”。阿星就出走了，他和表哥言明显混在了一起。他跟着表哥去车场、赌场等处看场。在那一年，他还为几名老乡的抢劫望风，他们叫人搭车过来，拿刀逼走出租车司机，然后拿车去卖，一辆车有时甚至只卖几百元。阿星在狱中回忆，那时他并没有参与抢劫。但他对抢劫“习惯了”，“你们抢你们的，不关我的事。被抢的只要是不认识的就行，不认识的比较好下手”。
那时，阿星记住了在温江村年轻人中颇为流传的黑色民谣：“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个黑社会；又有钱，又有势，晚上还有美女抱着睡。”
但车站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
另一个天等老板也看上了这个车站，他花了三十万元雇用了一伙“黑社会”。
2002年5月18日，正在深圳松岗吃早餐的杨成康和另一名温江村随从被四五个人绑上一部丰田车，随后左右手大拇指被砍残，脚筋被砍断。狱中的杨成康，至今走路仍是一拐一瘸的。
杨成康准备待养好伤后再去寻仇。但赵民显认为，这仇如果不马上报复，就无法在江湖立足，车站的控制权也可能很快旁落。所以，他天天雷鸣登、手枪不离身，嚷着要报仇。
他并不知道对手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陷阱。2002年6月25日，暗战的另一方向公明镇楼村派出所报警，称有劫匪藏身在出租屋，警察遂包围了赵民显的住处，准备用电锯破门后冲入。
赵民显对准门口举起了雷鸣登手枪，他的老婆杨梅秋，也就是杨成康的妹妹，死死地抱住他不让开枪。但赵民显所想的是，要是被抓了，辛苦挣来的车站就没了，他不甘心，无法忍受已经到手的东西忽然消失，最终扣动了扳机。
警察何兆德及治安员陈永光被霰弹擦伤。
他扛起妻子杨梅秋就外跑。那时，妻子已经怀了五六个月的身孕。
冲到楼下，他看到旁边的店门里猛然探出一个头，以为是警察，就一枪打去。霰弹穿过铁门，击中的其实是店里的打工青年李振平。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从湖南来深圳打工才不足一周。他最后活了下来，但至今还有五粒铅弹无法从身上取出。
抢劫竟成了“风俗”？
赵民显逃脱了，直到2003年2月才被捉拿归案，并被判无期徒刑。此时，杨成康还躺在医院养伤。
他们彻底失去了对车站的控制权，但被车站培养起来的犯罪病毒，却从此像潘多拉魔盒那样被打开了。
2003年，曾最早带赵民显出来打工的堂兄赵民山，也已经从打工者变成了抢劫者。而曾陪着杨成康从车站帮派争夺战中死里逃生的另一个表弟张振武，已与赵民山结伙在一起。有一天，他们在东莞黄江，用枪顶住一个中年司机的头，然后把他的丰田车给抢了。结果发现车上有警官证，原来这是东莞公安局黄江分局一名指导员的车。
尚在养伤的杨成康知道这下坏事了，就叫他们把车卖掉。但杨成康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号召力，他们仍开着这部抢来的车四处招摇。几天后，警方通过小车内置的GPS跟踪系统逮捕了他们。
和警察发生枪战也成了温江劫帮的家常便饭。
赵民显与杨成康最忠诚的表弟许国定，在2003年再难找到江湖大哥，就与同村人结伙抢劫。
那时，已离家出走半年多的阿星，正和许国定租住在合水口村一间破落的瓦房，这个城中村就在马田村的马路对面，而许国定是阿星的小学同学。在阿星的记忆里，许国定等人持枪去抢时，他也会在旁观战，“砍人、死人的事，那时都看多了。”阿星回忆。
在阿星的记忆里，同村人许国定身材瘦小，家境极贫，15岁时就辍学去挖矿，差点死在矿里。在深圳等地打工时经常失业，被收容时，腿上曾被管教插上过几双筷子。
成了劫匪后，他在阿星印象里“讲义气”，“腰上总别着两支雷鸣登枪”。2003年5月的一天，许国定开着车回到出租屋，和阿星说，他被警察跟上了，被打了一枪，子弹打在了方向盘上。那时阿星正在煮稀饭，许国定喝完稀饭后，带上两支枪就出去了。到晚上，阿星被告知，许国定死在了合水口村附近的公明广场，车上都是和警察发生枪战时留下的弹孔。
“这一年给我影响太大，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事。”阿星回忆，但他不愿解释具体影响指什么。在他日益深陷这张黑色的老乡之网时，父亲闭伟宝“无论如何不让我再玩了”，他要求阿星脱离在深圳的老乡网络。2003年6月，阿星带着弟弟阿海去汕头的亲戚那里学织带技术。
但阿星耐不住寂寞。到了2004年，仍悄悄从汕头往深圳跑，他喜欢和年龄相仿的老乡们泡在一起。
这一年，深圳关外的宝安区，包括当时的公明镇，由于外来人口管理失控，治安成为深圳最差。广东省公安厅从其它城市调动大批警力前去维持治安。
就在这个当口上，另一个震惊全国的抢劫案发生了。
温江村的19名年轻人在抢劫时，在公明镇马田村天桥上把打工者余富兵的右手砍了下来，只是为了抢他的手机。一名被抓的年轻人不以为然地告诉警察：“我们整个村的年轻人都是来广东抢劫的。”这名年轻人叫许国亮，是许国定的堂弟，也是阿星的朋友。
这激怒了舆论，也激怒了警察。四五十名温江村籍抢劫者在半年内先后被捕。
但警方的抓捕并没有减弱抢劫犯罪对温江村青年的诱惑，相反它像风俗般影响了更多人加入其中。赵民显解释了村里年轻人的选择逻辑：“我们这个村太穷，又没文化没技术，只靠种田、打工会穷死。去挖矿又可能被压死。挖矿也是死，抢劫也是死，那宁可去抢劫。”
随着警方连续几年的打击，“温江村的年轻人大半已经被抓。”温江村的一名村干部介绍，此村的抢劫风也渐弱。但温江村所在的上映乡，抢风仍炽。该乡的另一个村庄连加村抢风犹甚。在2005年－2010年间，连加村也有百余名年轻人因在广东抢劫而受刑事处理，其中被击毙两人，至今在服刑的尚有近五十人。
连加村小学校长黎荣慢，曾劝正热衷于抢劫的堂弟不要再干了。结果，堂弟反驳他：“大哥，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么。我可以带你去一趟深圳，我去抢，你来帮我数钱。数一个星期，那时我不让你干，你就可能会恨我了。”他的堂弟不久后被捕，2010年才刑满释放。
阿星对自己的家乡，有一种近乎绝望的理解：“在我们那里，抢就像风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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