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萨拉热窝危机期间采访波黑塞族军队总司令姆拉迪奇。
报纸付印前的最后时刻
伊拉克战争前在科威特
在西藏3.14事件2周年时，采访哲蚌寺
原题：对话《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我是一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
“复杂的中国，复杂的世界”
人物周刊：《环球时报》赢得了百万读者，但也受到了很多争议和质疑，你能比较完整地阐述一下你的办报理念吗？
胡锡进：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这是我对中国最主要的判断，也是我需要说出来的一句实话。《环球时报》每天有很多文章，每篇文章不一样，但是如果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看成一篇文章，总标题就是“复杂的中国和复杂的世界”。
中国对于世界已经非常不寻常，特别是中国国家道路的问题，影响世界未来的方向和其他国家人的福利。
我认为外国对中国理解不全面，他们看中国不容易看懂，容易从自己利益角度，先对中国进行价值判断，然后再具体解读中国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就想告诉世界，中国很复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口这么多，发展阶段这么特殊，发展又这么快，全世界二百年的成果压缩在几十年，几百年的问题也是压缩在几十年中，中国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外界对你们的批评？
胡锡进：现在爱国主义受到争议，一些人认为，只有对政府的批判才是批判，在西方面前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追求是不正当的。我们主张健康的爱国主义。中国比较弱，你再不爱它不保护它，就完蛋了，这种民族情绪，是弱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天然产生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到了今天，中国越来越强大，爱国主义不能像过去一样，内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环球时报》也是这种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是一个民族心理历程的自然过程。
但是现在很多人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划成等号，“爱国主义”都变成贬义了，这是国内人不够自信，受了西方给中国贴标签的影响。“民族主义”这个词，不管它的来历是什么，今天使用的时候价值判断的成分非常大，每个国家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别的国家是民族主义，只不过西方的话语权比较大，软实力强，给中国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中国国内又有些人不坚定，独立思考能力不行，顺着西方走。这样比较简单，心理上又比较舒适，自由啊民主啊平等啊，全是一些很好的词，每天都喊些这样的词多愉快，社会又不整你，多愉快啊！
你想想，中国社会的领导人他们不懂么，谁不知道自由民主好，我们中国在一步一步推动。很多自由派的人老把今天的中国和美国比。能比吗？美国下了飞机，高速公路有多宽，租车场有多大，中国和美国真的没法比，拿美国的那一套来套在今天的中国身上是天大的误会。
至于那些关于我们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指责，没关系，我们承受得住，我对同事们说，坚持一下。也有些人在微博上批评我。但是我们既然认为我们做得对，就坚持一下，毕竟大多数人是支持我们的，我们是按照中国主流人群的想法来的。
人物周刊：你在很多场合谈到《环球时报》传递的是真实中国的声音，是民间中国的声音。但也有网友反问，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那为什么国内发生的负面新闻你们不去报道？
胡锡进：说这个问题的人很不专业，这是模糊的印象，《环球时报》不是报道国内新闻的报纸，它是国际新闻的报纸，主要是从战略层面来报道中国和世界的交往。可以说报道的是中国的世界坐标。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认为你们发言的尺度较为宽松，是因为你们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某种默许或者特许？
胡锡进：我觉得外国记者向我提这个问题很正常，但有时中国记者也这样问我。谁能有特许执照？政府不会给任何人特许执照，都是冒险做出来的。如果你说的实话，对社会是促进作用，就好一些；如果你比较偏激，给社会带来一些麻烦，自己也就会麻烦。所以需要真诚、勇敢和智慧。
拿2008年奥运圣火在法国的传递风波那个报道来说，当天晚上11点钟，外电有报道，圣火在传递过程中灭了几次。到了那个时间点，稿子怎么做，标题怎么处理，压力很大啊。我拍的板儿，定的标题是“法国没保护好圣火法国警方掌控局面无能”。
当天夜里官方发出的报道是，有关官员称，“圣火传递取得成功”，你说我压力多大。回到家一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上班，人民日报社院里好几个熟人碰到我，第一句都是，“老胡，你们做过了！这影响中法关系啊！”但是其后所有的中国媒体都跟着我们的风向在写，法国驻华大使到处骂《环球时报》。我们最后也没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我们说的是实话。
人物周刊：你一再强调《环球时报》的办报理念是实事求是和讲真话，为什么外界还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对之声，认为你们所呈现的中国并不真实？
胡锡进：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舆论的分裂。西方肯定认为我不客观，我觉得这个太正常了，他们认为我们的报道违背了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眼中）只有站在他们一头，帮着他们说话才是“真实”的。国内有一批人被西化了，价值观和他们一样，这是最大的原因。
当然还有些小原因，比如《环球时报》只是报道国际为主，从战略层面，国家冲突和摩擦，中国国家道路问题，从思想高度上来报道，不会报道日常的事情如药家鑫的事情。
《环球时报》现在有这么大影响力，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影响力，转化成对每天具体事情的干预，但是我们做不到，报纸做这样的转向做不来。这是报业市场的问题。做这类报的道媒体已经很多了，不缺一个《环球时报》。
我们只能在我们的战略层面来发言，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平衡。但是有些人不允许别人持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他想到的，他理解的，他喜欢的才是真话，不喜欢的不是真话，不允许不同声音的表现，这是非常武断的要求，与他们宣扬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
人物周刊：有个段子说，“《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你听过这个段子吗？
胡锡进：我听过这个段子，一笑就过去了。段子永远是简单化的东西，中国很复杂，世界很复杂，怎么会有这么简单化的东西？这是中国人流行的揶揄的一种方式。但是《环球》是不是宣扬全世界都嫉妒我们，随便拿出一天的报纸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可能是我们150万的发行量还不够多吧，所以造我们的谣那么容易，（笑）可能需要上千万的发行量，才能让造谣者闭嘴。
人物周刊：你如何理解媒体的客观公正？
胡锡进：这是所有媒体人都必须认真追求的。这要求任何报道不预设立场，不从自己的所谓“政治阵营”出发，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当成所有新闻素材的模子。我觉得现在很多新闻界的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做的。
人物周刊：你在微博里提到，要警惕“西方”，因为他们可能是我们“别有用心的老师”。有网友笑言这种说法源自阴谋论和阶级斗争多疑论。这是你的完整想法吗？
胡锡进：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有一篇社评多角度论述了它，微博里寥寥数语，观点表达会有准确度的损失。如果这样再挑出微博里的几个词组成问题，就更刺眼了。但总体看，西方的自私是毫无疑问的。所有国家都有自私性，中国对西方不构成竞争的情况下，西方对中国更容易真诚、自然和善意。到了中国与西方竞争时，这种心态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受到的人权批评比七八十年代要多得多，从常识就能想到，我们的人权状况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80年代，连人道主义都不能讨论。今天中国的自由状况怎么能够跟七八十年代相提并论？但那个时候中国是他们反苏的盟友，他们很少来批评中国。
现在西方的批评中，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就是那么想的；还有一部分源自他们的私利。我们应该去琢磨和思考他们的话，但不一定要去照着做。也不能因为我们本来应该那么做，然后因为西方要求我们那么做，我们就反着来，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中国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判断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像我在《环球时报》社评里写的那样，中国政治经济的闸门，钥匙必须握在自己手里，不可能给美国也配一把，美国得习惯中国的非敌非友。如果我们全听美国的，让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个人可以这么做，国家怎么可以这么做？我们自己的政治道路不按自己的利益、承受力去操作，一切听从美国，那是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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