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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亲述为写作在监牢当陪号:死囚被提审很兴奋 |
| www.sinoca.com 2011-06-22 凤凰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法治周末》记者专访《死囚牢里的陪号》我在死囚牢当陪号的日子
“我是法治进程中的牺牲品或者受害者，我不能白牺牲”
《法治周末》：可否称《死囚牢里的陪号》是一本完完全全的纪实文学？有多少虚构、多少真实？
徐剑铭：在艺术上有些处理，比如隐去囚犯的姓名，总的来说是真实的。
出书是想记录我们法制不健全的时代，呼吁健全法制时代的到来。当时的法律还是学龄前儿童，出现冤案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环。我是进程中的牺牲品或者受害者，我不能白牺牲，我要把自己观察到的和经历过的东西告诉大家。
《法治周末》：一般人失去自由两天就会心神大乱，你如何应对你蒙冤入狱一年多的生活？
徐剑铭：陈忠实说我是个英雄。我们家出身也不好，我经历的磨难很多，对苦难我能想得开。
我是记者又是作家，既然那个时代的死囚犯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插曲，我有责任记录下来，提醒社会，揭示法治进程中法制残缺的一个事件。
“揭示人类中的黑暗，展示黑暗中的人性，为生命而祈祷”
《法治周末》：书中你提到死囚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悲观绝望，除了带着镣铐，其他包括心态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有个死囚犯在临刑前，还在打牌，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面对生命随时都有可能被结束，他们真得不害怕吗？
徐剑铭：年纪大的怕些，年纪小的不怕。那几个打牌的都是个孩子，他基本上没有享受到社会的温暖，从少管所到劳教场，没有在社会上好好生活过一天，所以对生命非常随意。
我问他明天就上路了，怎么还在打牌，一点不在乎？他说，活着有啥意思，明天就把我送回姥姥家了。
那是个男人的世界，已经到了那个地步，大家逞着强，怕被人笑话软弱。但大部分人都还是比较平静的。
《法治周末》：你写到号子里有潜规则，你在里面怎么应对这些潜规则？
徐剑铭：我进去之前不了解狱中的情况。小号里确实有牢头狱霸，谁厉害谁为王，有的人为了少挨打就巴结“红头”（编者注：指牢头狱霸）。但死囚号里鲜有这种情况。
我进去没人欺负我，因为我的草民气质，他们觉得和他们是一类人。后来他们发现我是记者，就说，记者以后可以给我们写东西。入狱没几天，我就帮一犯人写状子，有期徒刑15年改为8年，我因此名声大噪。
《法治周末》：你在狱中给许多犯人写了上诉状，有的甚至在你的帮助下获得了减刑，这除了和你的好笔头有关，你是不是接受过法律方面的教育或熏陶？
徐剑铭：没有，法律总得讲理，我是从理性角度分析这些东西。我就是以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判断为他们写状子的。我没怎么上学，好笔头是自己练出来的。
有人说我，利用文采为人辩护，救下那么多犯人，是在钻法律的空子。我说，当时法律不健全，确实有空子可钻。我看到活生生的生命就要被枪毙，而且有的是因为盗窃两三万元就要赴死，我心生怜悯。
《法治周末》：书中有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月的10日是在押犯人的家属到看守所为犯人送东西的日子，犯人们称之为“清明节”，因为“只能送东西，不能见人，跟给死人上坟一样”。死囚牢里，改判的几率有多大？
徐剑铭：有个年轻犯人跟看守说：“跟我妈说，下回不要再来送东西了，我是个啥人嘛，是个贼！”这点对我颇为触动。
改判几率很低。他们等三五年、七八年判决的都有，那时候没有羁押期的限制。他们在自己要被羁押多久、是生是死都不确定的状态中存活着。当号门响动，叫谁出去提审时，他们会特别兴奋，他们认为即使死也要给个结果。最失落的就是“死号子”，一天到晚没人管，反而被提审一下说明有人过问这件事儿。
《法治周末》：在死囚牢里，你得时刻做好准备面对一个又一个生命的结束，你是怎样的心境？
徐剑铭：开始时会害怕，到以后也就麻木了，几乎每天都有犯人进进出出。
《法治周末》：国庆节应该算犯人在狱中度过的待遇最好的日子吧？
徐剑铭：国庆节和春节的时候，生活上能得到一些改善。但日子其实是最难熬的，他们思念亲人；这段时间公检法也放假不办案，号子是死的，他们只有等待。春节外面爆竹声声，号子里犯人蒙头大睡。精神上很压抑、很痛苦。
《法治周末》：你提到，监所也是一个小社会，有陪号为了当小号长而闹别扭，这些犯人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处在一种自由或者生命被剥夺或者随时可能被剥夺的非正常状态下吗？为什么还要为权力、利益争夺？
徐剑铭：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揭示人性中的黑暗，展示黑暗中的人性，为生命而祈祷。人性中的黑暗造成他们走上这条路；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他们人性的闪光和弱点。
“我还是相信法律，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出现的错误，是可以被宽恕的”
《法治周末》：书中提到的老法官、还有旁听你案子审判的政法学院的学生，应该算进步的法治理念的代表。老法官说，平反一个冤案，解救一个受冤之人，更是法官的天职……这意味着你的作品中还是有希望存在的？
徐剑铭：我写书的真正宗旨，是呼唤我们的社会走向文明，呼唤我们的法制走向健全。
《法治周末》：这25年里，你看到了中国法治状况较1986年那时有什么变化？
徐剑铭：这本书能出版就是一种进步。政治环境宽松了。在我的书出版前，全国人大又取消了几项死刑。死刑在逐渐减少，这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法治周末》：历来中国死刑存废之争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在你的书中，我看到了你的态度：我痛恨一切犯罪，因为任何犯罪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我怜惜一切生命，因为任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主张废除死刑吗？你主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犯罪者的痛恨？
徐剑铭：我主张要惩罚罪犯，但更要尊重生命。死刑取消不取消是国家立法的事儿，希望国家能慎重对待死刑。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废除死刑还为时尚早，中国的人文环境、全民素质还达不到不需要死刑的状况。但废除死刑是人类文明的大趋势。
《法治周末》：你现在还相信法律能给予正义与公道吗？
徐剑铭：现在中国法制状况还摆脱不了人治的影响。法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是大趋势。我还是相信法律，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出现的错误，是可以被宽恕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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