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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156天干旱中的水利与自然之争 渔民哀歌 |
| www.sinoca.com 2011-06-22 东方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5公里的湖心路
当这个初夏，湖口县常来饭店的老板娘抱怨“鱼好难买，去年鄱阳湖的黄鸭叫只要8元到10元一斤，而今年要18元到20元一斤”的时候，永修县城的一些居民已经开始感叹:今年即使多花一倍的价钱，在菜市场都难以买到鄱阳湖里的新鲜鱼了。而在星子县，刚收获的桃子变成了5元一斤，干瘪得厉害，顾客偶有抱怨，在长途汽车站门口摆摊的妇人就边过秤边说，今年没办法，水少，桃子个头就小。
5月底，从永修县驱车前往千年古镇吴城镇方向前进约半小时，就抵达了鄱阳湖的鄱阳湖的核心区――大湖池，昔日烟波浩渺的湖水，如今只露出光秃秃的湖底，死鱼、死虾与死河蚌遍地都是。
偶尔有一两棵原上草，倨傲地挺立在裂口处的边缘。死与生，对比鲜明。
吴城镇位于鄱阳湖中的一个小岛，在丰水期间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可以坐船或快艇进入，而在枯水季节才能够乘车穿过干涸的湖底。当地人介绍，在丰水季节，从永修县城划船到吴城镇大约需要三个半小时，而现在，可以直接驱车走一条穿越湖心的土路，就可一路从永修县城直抵吴城镇。
一路上，视野范围内均是广袤无边的湿地草洲，偶有低洼处存了一点儿水，积压成一条蜿蜒的小河，断断续续往前延伸。再往前，显现在前方的一大片龟裂的土地，触目惊心。这片昔日鄱阳湖中的肥美鱼塘，如今就像一个被突然剃了的秃头一样，裸露着。沿途有渔民搭建的棚舍，锅碗瓢盆都在，但空无人烟。附近草海中泊着几条尴尬的渔船，两条黄狗互相作伴，看守主人的资产。
在这段穿越湖心的土路中，大约绵延5公里左右，如今已经成为当地居民往来的要道。不时可见，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地驶过土路，扬起漫天灰尘，抑或像西部牛仔般，狂野地驶过漫漫“草原”。这段路，将丰水季节从永修县城到吴城镇的航行时间缩短为驱车的至多半小时。
30岁的永修县三角乡老基代村村民戴会金走这条路，轻车熟路地走了十多年。
戴会金在三角乡上租门面开了个加工棉芯的夫妻店，加工一条棉被收费35元到40元，能赚到大约20元。干得不错的月份，可以有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养活一家四口是没问题的。所以除了种点蔬菜以外，他已经不需要再如他的父辈那般种地了。
这个春夏之交，戴会金可以开着他那辆后座装满棉芯的摩托车，风驰电掣，只花20分钟就从吴城镇回到了三角乡上，在以往，这个时候漫漫湖水已经淹没路面，他只能乘坐渡船回家，“渡船20分钟一趟，每人每趟15元。”清楚地记得，在以往，这条绵长的土路是在秋冬季节鄱阳湖枯水期才露出水面的，“没有水的地方，都可以走。”他因此觉得理所当然。
“最开始这条路只是一条羊肠小道，走得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经常跑这条路的永修县司机老徐说。
而在戴会金的的印象中，十几年前，他看到的这条湖心土路大约只有目前的一半宽，且每年鄱阳湖水落的时候，这条路都需要重新修固。而现在这条湖心土路，拓宽得已然跟城市中的双车道差不多了。
“鄱阳湖确实是干得越来越厉害了。可等到它涨起洪水来，也很厉害。”戴会金停下摩托车，扭过头，看着他身后这片故乡的“原野”，突然说道。
鄱阳湖水利工程之争
“任何对于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会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的。我也建议有关方面，暂时如果得不出结论的话，那就让历史来做出回答。”宫正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是说。
在未来，鄱阳湖中可能会建起一道绵延约2.8公里的拦湖大闸。
赞成者称这道大闸能改变枯水现状，反对者则称鄱阳湖将变为“死水一湖”。对于这个长江“绿肺”走向的博弈，从未因多年来的种种争鸣而停止。
在江西，这次旱涝急转的现实，也让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愿景，变得急切起来。
建闸声起
作为目前长江流域仅剩的两个通江湖泊之一，鄱阳湖汇聚了江西版图97％以上区域的水系，其入江水量，约为长江年径流量的15.5％。
但是，记者获悉，从江西当地渔民到学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从2003年开始，鄱阳湖的枯水期来得更早，持续的时间也更长。而每逢干旱之年，“控水”，立即成为江西最为关注的议题，包含发生严重旱情的今年与2007年。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保护鄱阳湖来说，十分迫切与需要。”在今年年初，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就曾对省内媒体如此表示。
在这位负责人看来，进入20世纪，长江流域洪灾频繁，鄱阳湖受洪水冲击严重，而进入21世纪以来，旱情又一年重似一年，不管是洪灾还是旱灾，受害者不仅仅是人类，还包括鄱阳湖的鱼、草、鸟等各个生态子系统，“比如，最近几年，江西遭受了严重的秋旱，鄱阳湖水位连创新低，给湖区生态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长期以来，由于长江上游水量不足，长江中下游供水主要依靠鄱阳湖。鄱阳湖水向长江注水，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在鄱阳湖入长江口处，长江的水与鄱阳湖的水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江里的水很浊而湖里的水很清。
而根据江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在三峡运行以后，这种情况和以前截然相反了，鄱阳湖的水变得很浊，而长江的水很清澈。这个景象，今天如果站在湖口县石钟山附近的鄱阳湖与长江交界处，依然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而一份来自江西省水利厅官方网站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更是将该工程推到了风口浪尖。根据这份方案介绍，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是一座以灌溉、供水、生态保护、血吸虫病防治、航运等为主要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其坝址位于鄱阳湖入江水道，上距星子县城约12公里，下至长江汇合口约27公里。坝址左岸为长岭山，右岸为屏峰山，两山之间湖面宽约2.8公里。工程总投资约为96亿元，加上配套工程，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该工程如建成运行，无疑对江西将有极大裨益。这份方案中间也提及:“按生态保护和综合利用要求控制相对稳定的鄱阳湖水位，提高鄱阳湖枯水季节水环境容量，达到供水（灌溉）、保护水生态环境、保护湿地、消灭钉螺、航运、旅游、发电以及水产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记者注意到，该方案发表的时间为2008年9月24日。近期，江西省水利厅方面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实际上，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规划方案已经有所调整，“是闸，而不是坝”，且去除了上述原方案中的发电等功能。
40年论证
上世纪初期，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提出在鄱阳湖建造“范堤”和“闸船坞”，以便船只通航。
纵观最近的几十年间，也不乏有相关人士从避免长江洪水倒灌、蓄水灭钉螺等角度，提出要在湖口建坝或建闸的建议。
作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功能保护区、世界自然基金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鄱阳湖承担着调洪蓄水、调节气候、降解污染等多种极为重要的生态功能。
最后一次也是最全面的一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1983年至1987年，江西省政府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组织了全省17个委、办、厅、局和地市，39所科学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的600多位科技人员，经过4年的艰苦工作，进行科技攻关。而今很多引用的数据，便出自1983年的那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
这项科考跨度5年，一共分为70个科研项目，其中，“鄱阳湖控制工程”位居第32位。《鄱阳湖区综合考察和治理研究》课题第一完成人、现任海南大学海洋学院名誉院长张本认为，控湖工程是这项科考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也提出了鄱阳湖人工控制的三种模式，即局部控制模式，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方案）与分控制模式。张本告诉本刊记者，他倾向的是全控制模式（湖口建闸方案），“按照1987年那个时候的规划，这一工程需投入30亿元。”
此外，课题组提出的关于鄱阳湖人工控制工程在生态方面的对策包括，“在鄱阳湖内围出部分洲滩，兴建控湖调洪区。划出其中一部分用于种芦苇和冬季放牧，一部分水面用于水产养殖。候鸟保护区四周用圩堤保护，并建造节制闸与电排站，调节区内水位，以适应候鸟栖息。”
事实上，在张本的印象中，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水利专家胡广熙就曾提出过一个鄱阳湖的控湖方案。
在他看来，控湖梦的起点一是为了防洪，“调枯不调洪”；二是为了蓄水灭螺、消灭鄱阳湖区肆虐的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是鄱阳湖区的心头大患。在第一次鄱阳湖科考期间，湖区随处可见大腹便便的血吸虫病晚期感染者，甚至不少参加科考的科研人员都不慎感染了血吸虫病。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研究员谭晦如就曾于1974年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当年，他刚从康乐堤农场调到进贤县农技部门工作。而张本常见的是在湖区用五氯酚纳灭螺，钉螺为血吸虫的中间寄主。
在曾做过血吸虫病调查的江西省知名水文专家、鄱阳湖水文局水沙室主任闵骞的印象中，血吸虫病是“大水效应”，一般在鄱阳湖流域出现洪水后的第二年到第三年的夏季最为猖獗，以他所在的鄱阳湖水文局为例，“我们的职工里，80％的人得过血吸虫病”，并且，“目前都昌县东面一带，钉螺还是非常厉害的，感染率还是蛮高的，到现在，都昌二三十岁的人，因染病死亡的人还都有，但比过去少了。”
1988年，国家科委组织了一次专家委员会的评审鉴定会议。张本告诉本刊记者，参加那次鉴定会议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顶尖的专家”，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权威生态学家侯学煜和生态学家马世骏，评审鉴定会的专家组组长、时任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马宾代表专家组给予的评价是，“《鄱阳湖区科学考察与综合治理研究》，这项成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当时会议的主持者是时任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的舒惠国，舒惠国也对这个控湖工程表示同意。“之所以后来没有动作，是因为江西省那个时候财力不够，开展这项控制工程，谈何容易！而且那个时候，国家集中精力在建设三峡工程。”
此后，该工程一度沉寂数年。
在2001年，江西省水利厅就最早提出了鄱阳湖建高坝方案，即计划建造一个可供发电的、蓄水高程为16米以上的大坝，将湖水彻底阻截。因被指责为阻断了鄱阳湖与长江的这一江湖关系、御洪水于江西之外，该方案因故未得到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
到了2002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40位江西代表联名提交江西省的“一号议案”，呼吁加快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立项进程，当时提出的工程预算为80亿元。
水利部为此后来作出的书面答复称: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专题研究，鄱阳湖控制工程规模巨大，运行调度复杂，虽有明显的综合效益，但也存在负面影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尚不具备开展项目建议书阶段工作的基础条件。
曾担任过江西省政府6年参事、现任江西省生态摄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宫正印象深刻的是，大约在10年前，时任江西省水利厅负责人就在全国“两会”上提出，要尽快在鄱阳湖建坝，“那个时候，当时的总理朱基说:可以再拨给你们一些经费，要充分地论证。我觉得，当时这个态度是对的，这种重大的决策一定要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在2008年“两会”期间，是一个拐点。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交了一份新方案，新方案不再提“控湖工程”，而改为“鄱阳湖水利枢纽”。“控枯不控洪，动态调控”，成为对该工程最形象的描述，也就是说，在洪水期让江湖（鄱阳湖与长江）联通，枯水期则适当下闸留水。
但是，在接下来的2009年，情况急转。当时很多科学家已经在忧虑，江湖关系一旦被隔断，可能带来种种不利影响。
这一年的9月，在获悉鄱阳湖水利工程枢纽可能上马的消息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与李文华、曹文宣、刘兴土等15位院士和专家联名致信国务院，认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六个问题尚未解决，即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和“四大家鱼”迁徙、富营养化与水环境质量、江湖关系、血吸虫病控制等，不宜决策。
此前，江西省就提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也被同时提出，前者日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但是，按照江西一位熟知内情的专家的说法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没有赶上打包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中去。”
更让人猜不中结局的，还在后头。一年之后的2010年1月19日，江西省委、省政府邀请6位院士领衔承担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这是一串显赫的名单:中国科学院院士、水生生物研究专家曹文宣领衔研究《鄱阳湖水生动物资源现状及其水利枢纽对水生动物影响与对策》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学和森林研究专家李文华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湿地生态与环境研究专家刘兴土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候鸟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泥沙运动与河床演变研究专家韩其为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泥沙冲淤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水资源研究专家王浩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防洪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中国环境科学院水环境研究所所长、水环境和生态保护研究专家郑丙辉领衔研究《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水质影响及对策研究》课题。
而一个最近的消息是，2011年1月6日，江西省政府在北京举行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课题”研究成果评审会，鄱阳湖水利枢纽“六大研究课题”成果，“通过了专家组的验收”。
有点尴尬的是，承接项目的就有包括当年持反对意见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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