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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国共产党有强大的纠错能力 |
www.sinoca.com 2011-06-21 瞭望东方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十一大的遗憾
1977年,年中的北京颇为忙碌。
根据党史二卷记载,当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上一年10月6日,就在隔离审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以决定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上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但事后看,追认党的一号人物并不是这次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邓小平在此时复出了。这是他第三次复出,中央恢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被撤销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这时,距离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过去了11个月。历史的创造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但这11个月的经过表明,破旧未必立新,也可能是以旧代旧。
这期间,除了逮捕“四人帮”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两个凡是”的推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彻底批判,一度换来了中共高层的警醒和自觉。1956年中共八大党章修订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审定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时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但随后历经十数年曲折,尤其是10年浩劫,个人崇拜的阴霾不但未扫除,反而变本加厉。
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席卷神州,庐山会议虽尝试纠正“左”倾错误,但由于党内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长和少数人的推波助澜,矛头却迅速指向直言进谏的彭德怀等人。反“左”不成,却成了“反右倾”。
随后的三年困难,终于带来了七千人大会的反思。刘少奇直言某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这仍然不足以否定“三面红旗”。
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8月12日,十一大接踵而至。这次会议是“文革”后的首次全国党代会,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并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与此同时,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然而,代表们发现,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并称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两个凡是”还在推行,真正的转折便不会到来。
“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
批判“两个凡是”的号角早已开始。
在十一大召开前夕,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邓力群晚年回忆道,刚开始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宣传口去审查时,受到原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的质疑。这位副总编辑说,这个说法和华主席的说法不一致,那个说法又和华主席的说法有出入。当时,为了贯彻“两个凡是”,一切文章和宣传都要和华国锋的精神“对表”。
陈云得知此事后说,那好啊,既然每句话都要跟华国锋的话对比,跟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那就不要写文章,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载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如此,此文得以发表。
在十一大闭幕式,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刚一复出,便在会上展开反击。邓小平致闭幕词时,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思想和有力武器。
8月25日,十一大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除了主席华国锋外,副主席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
马立诚在颇有影响的《交锋》一书中特别评论此事: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至关重要。人们从这个名单上,看到了有利于邓小平和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因素。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帅副主席和军委绝大部分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是坚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邓小平的。
此时,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的罗瑞卿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的老部下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
十一大的改变并不彻底,以至于人们日后只记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提十一大。不过,十一大确实为此后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各地开始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得以启用。有一人的复出在此后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就是胡耀邦。
1977年3月,复出的胡耀邦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的日常工作;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两个工作岗位上,胡耀邦成为邓小平推动改革的得力干将。一方面,他助力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另一方面,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他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当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重大错案进行复查时,中央专案领导小组当即反对:这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这也是当时纠错工作的一个写照:混沌的局面中,两股洪流不断交锋。
1978年5月9日,一方突然爆发。当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当天,新华社发了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马立诚认为,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解放军坚决支持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立场。这是实践标准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时,叶剑英要求把研究“文革”以来的历史作为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组织800多名来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集中讨论这段党史。而其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
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在此前的7月21日,他特地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能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以此文为出发,热烈的讨论如核弹引爆,冲击波迅速四散开来。《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说: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科学真理。文章写成后,编辑部负责人心存担忧,谭震林说:文章的观点不能动,“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
“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拐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要认识三中全会,必须要提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召开于1978年11月10日的会议,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主要是讨论农业发展和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内容,似乎波澜不惊。
11月12日,陈云来到东北组会议现场,使得会议议程突然急转。他一来便问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二人当即同意。
随即,陈云做了《坚持有错必究的方针》的发言。他接连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陈云的发言是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一经简报刊登后,随即引发强烈反响。议题脱离了华国锋预想的轨道。
此前在英国访问的副总理王震,一回国便赶去参会。他在西北组的第一次发言便提出:中央要通过几项决议,解决好“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安排好一些老同志的晚年生活和工作。
会议重点此时已经转移到平反冤假错案上来。盖子一揭开,与会者畅所欲言。除了陈云提出的问题,从天安门事件、到“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全都成为会场热议的焦点。
面对压力,华国锋选择退让。
11月25日,他在会上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包括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陶铸、杨尚昆予以平反,认可对康生、谢富治的批判,并允许地方对当地的重大事件予以处理。
与会者感到,这些还不够。有人提出,这次讲话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给出说法。12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的定稿本中增加了一条: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甚至有人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重新研究,“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服人。但中央对此说未予说法。
华国锋的“七三分”并非孤军一人。有人尝试通过十一大束缚如猛虎出笼的汹涌意见:“讨论真理标准,就是怀疑一切,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这种说法旋即被多数人的意见淹没。
会议开了超过1个月,甚至在闭幕式之后又讨论了两天。12月13日,会议闭幕式上,三个人发表了讲话。
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
叶剑英提了三点意见: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要有好的领导班子”;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邓小平的讲话一锤定音。他直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这次中央全会,将长久以来压抑的意见大都释放。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是水到渠成。
休息两天后,三中全会召开。复出1年的邓小平此时已经成为全会的核心,他在此前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主题报告。而华国锋所代表的“两个凡是”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谁也不再提“文化大革命”还要多搞几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成为新的主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共只花了5天时间。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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