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民以不再“激动得有些紧张”的心境完成了这些作品的拍摄。他以内心的淡然取景、对焦、摁下快门，使得镜头里的毛泽东也变得淡然起来，成就了一个标准模式之外的“别样毛泽东”。
良好的创作氛围得益于毛泽东开阔的心胸。“接触多了，就感觉主席也是个普通人，就像身边的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从来没说你哪个能拍，哪个不能拍，哪个能发表，哪个不能发表。所以在那个期间，虽然任务重，但是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吕厚民对那段岁月神往不已。
毛泽东处事的态度，也影响着吕厚民。
1953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工作者归国观光团。依照安排，一位名叫解秀梅的女文工团员向他献花。他们刚握完手，突然，比毛泽东矮半个头的解秀梅踮起脚，用左臂紧紧揽住毛泽东的脖子，扑到他的怀里，泪如泉涌。吕厚民发现，此时的毛泽东不仅没有了以往常常挂在脸上的微笑，而且微微地闭上了眼睛。他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场景凝固在胶片上（见图二）。
出生在河北高阳县于提村的解秀梅颇具传奇色彩。在朝鲜战场，每到宿营地，她就争着给战友烧开水做饭、烫脚，还缝补衣物、上山砍柴，甚至在天气寒冷时解开自己的棉袄，把伤员的脚放在怀里温暖。她荣立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功，是获得这项殊荣唯一的女战士，也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王芳的原型之一。
“解秀梅就是《英雄儿女》里的王芳啊？”这事，直到这次采访，吕厚民头回听说。
他不太赞成对作品进行没有边际的意义引申，也不盲目寻求作品价值的最大化。
也就是这张照片，毛泽东闭眼的动作在特定的年代被过度阐释。有言论分析道，毛泽东在接见这些从朝鲜归来的文艺工作者时，心里想着在战场上牺牲的儿子毛岸英，失子之痛油然而生。所以，当解秀梅拥抱他时，他动情地闭上双眼，“缘于对包括儿子在内的志愿军战士的特殊情感”。
吕厚民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拥抱在当时还是西方礼宾的方式，毛泽东没有预料到解秀梅有这样的举动，他可能被吓到了，头低着，显得有些矜持。
吕厚民心里清楚，要让作品自身来说话，而不是人为地赋予过多的附加值，融入一重又一重的“合理想象”，结果让作品不堪重负，严重背离了创作初衷。
图一：1953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4次会议上。
敏锐：快！周总理正向毛主席走来！
毛泽东笑道：“吕厚民，你还不错嘛，短小精悍”
好的摄影师应该具备一双怎样的眼睛？
吕厚民的答复是：灵敏。深邃。
“不但要时刻注视常常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瞬间，还要努力捕捉转眼即逝的美好瞬间。摄影是瞬间的艺术，明天的历史。不要忽略重要的瞬间，就要有好眼力，即较高的认识能力。不要错过转眼即逝的美好瞬间，还要有较高的技艺和较强的应变能力，这是认识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高度统一。”这是2008年吕厚民为自己的影展写下的文字。
此乃他一生经验的总结。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结束了，代表们开始有秩序地离场，吕厚民有意识地等着。这时，他往主席台扫了一眼，眼看着周恩来起身，手里拿着一份文件，但没有朝外走……“快！周总理正向毛主席走来！”一个闪念之间，吕厚民举起了相机。
毛泽东正在伏案看文件，发现周恩来到了跟前，连忙起身，两人拿着文件开始交流，看上去心情都不错（见图一）。
“咔嚓”一声，吕厚民将这对亲密战友的神态永久定格。这幅合影，后来被制作成宣传画，在全国发行无数。
这张照片的抓取，看似不经意，但要是知道了吕厚民当时的“装备”，就能明白其间充盈着拍摄者何等的艺术功力。
“我当时用的是美国的闪光灯泡，每照一次就要换一个灯泡，换一张底片。拍照时，先要把片子上好，装好灯泡，然后把片盒拉开，把距离调好，再按快门。这中间要有一系列程序动作，不像现在全自动。那时就能拍一张，拍第二张两个人就离开了。如果你不等，不准备好，这张照片就拍不到了。”吕厚民的回忆依然清晰。
这不禁令人纳闷，现在摄影器材已经步入电子化、智能化时代，但为什么难见好的摄影作品？
已故的摄影界前辈徐肖冰对吕厚民的评价或许能解开这个谜团：“吕厚民先生反应敏锐，善于捕捉住关键的瞬间，使拍摄的作品显得真实、自然。他的作品构图简洁，用光讲究，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受。”
一幅上乘的摄影作品背后都有摄影家的思想意识在支撑。
吕厚民敏锐的反应能力贯穿他的艺术生涯。
1958年9月，他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访问，并作为随军记者留下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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