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风雨历程中，一群特殊的人为了追求信仰，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后来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参与其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九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为了追求信仰，从五湖四海来到中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后来的经济建设大潮中，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参与其中。
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他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构成两代特殊的群体命运，其中有坚贞的信仰，也有暂时的挣扎；有身份的迁徙，也有最终的回归；有主动投奔，也有被动选择。无论甜蜜和凶险、激昂和失落，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静静发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国悄然遗忘。他们是中国记忆的另一层切片，有时候，谈论他们，就是谈论并面对我们自己
继承命运，也继承信仰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九十年前，当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尚未成燎原之势，陕北的革命者加起来也许坐不满一个工人体育馆，但世事就是如此的神奇，这困难重重的革命之途，引来的竟然是一批重洋之外的追随者。他们来了，留下，参与革命，踏上征途，见证胜利，也经历斗争，有人离开，也有人依然留下来。当然，与此同时，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
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也已迈入高年，他们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
他们大多是西方面孔，说着流利的中文，有人一直留在中国，有人出走后再次回到这里，还有人最终选择的是西方。而在西方，这些人中大多数的工作与生活，也都与中国有着绕不开的千丝万缕。
中国就是这样留在他们的口音中，眼神里乃至心灵深处。
东方的召唤
波兰人爱泼斯坦，美国人马海德、寒春和阳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德国人汉斯・米勒，英国人克鲁克夫妇，印度的柯棣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不同国家，走不同的途径，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不是命运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冲动，而是一次选择，一次召唤，一次解放。他们之间曾经毫无相关点，但因为在同样的时间段内选择同一个目的地，他们的身上，便多了这样一个标签：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事实上，在这隐性的共同点之后，还有一个人，是他们相互之间不多的切点，这个人是宋庆龄。
无论是查阅资料还是与当事人交谈，你都会发现，在这些外国人前往中国、前往延安，前往共产主义信仰的途中，宋庆龄无一例外地扮演着引荐人或者是领路人的角色。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其中白求恩、柯棣华等人更是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斯诺访问陕北后则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如此说来，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而言，“宋庆龄的国际眼光和世界影响曾起到巨大作用”这一说法，并非夸张（遗憾的是，由于这些西方人相互之间没有建立有效的联系，随着宋庆龄的逝世，关于当年到华外国人的具体数字，并无定论）。
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最终中国的解放，在中国的西方人渐渐有了不同的方向。革命中保全了生命，也经受了考验，离开还是留下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选择，而留下后，选择怎样的方式去生活，又是另一个选择。一批人离开，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选择留下，投身新中国建设。
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马海德、寒春、汉斯・米勒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加入中国籍，而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拥有中国身份。
复杂的心路
北京北海，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联合国”，三代9口人，祖父汉斯・米勒是中国籍的德国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国籍的日本人，女儿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儿子米德华是美国籍，孙女米安琪是英国籍……
汉斯・米勒，前文中提到的来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如今他的家庭组成方式，也成为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写照。
其实，大多数西方红二代或者其家人，都过着更为国际化的生活。阳和平的弟妹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小女儿在西班牙；周幼马的女儿在美国，爱泼斯坦的女儿艾颂雅在美国；李敦白的儿子李晓明在美国……但留在中国的红二代，则大多数在身份上倾向于中国。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就认为，除了加入共产党，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第二条路（详见第11版），而阳和平，则在经历了长期美国生活并度过“信仰危机深渊”后，选择回到中国（详见第10版）。事实上，与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或者习惯与否相比，更大的困难或许在于――身份的抽离和搁置何方，信仰的归属和重新寻找。
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人生和心灵，都注定比其他人承载更多。美国人李敦白曾在中国生活35年，但其中16年因“间谍风波”而蒙受牢狱之灾，获释后，他携全家回到美国。因为父亲人生的种种变故，儿子李晓明因此童年遭受歧视，更是曾厌恶自己有一半美国血统，而对于中国的情感也因此更复杂几分，他对父亲的理解更是迟到多年，“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传后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的。”
奇怪的是，虽然当年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不在少数，其各自人生也颇值得书写，但是，在能查阅到的资料中，似乎鲜有作品对此着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向重视中外友谊的国人在这一题材上的罕见沉默，而如此一致性的沉默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另一种人生
尽管最初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缘于政治理念的吸引，但真正留在中国后，无论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国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与政治相去甚远。他们所最终停留的领域，多为医学、农业或钢铁等技术性强且非常具体的工种，而即使是做文字通讯，分工也多是翻译、写作等较为务实的类别。解放后，除了马海德继续坚持身体力行消灭性病和麻风病、寒春阳早夫妇主动提出不做文职继续建设农场和养牛之外，沙博理因为热心翻译而被安排在外文局，汉斯・米勒成为医院院长，爱泼斯坦则参与宋庆龄《中国建设》杂志（即现在的《今日中国》）的工作。
而自从马海德向胡耀邦建议后，这批中国籍的外国人一部分得以担任政协委员，这也许是他们参与中国政治事务最深入的地方。
此外，与早期延安近距离参与革命相比，文革则不啻是他们人生中的另一重洗礼。据周幼马介绍，文革时期，一批外国人也曾成立战斗队“白求恩延安”，文革早期，他们曾经非常辉煌，坐主席台，喊革命口号，旁边坐着叶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但是文革后期，这批人先后受到冲击，能够幸免者鲜矣。
而父辈的命运落差，反应在后代身上可能是数倍的放大。也许因着信仰的无以为继，也许是身份的暧昧，西方红二代的人生，或多或少在日后显露出早年受到影响的痕迹，例如，包括米德华（汉斯・米勒之子）、艾颂平（爱泼斯坦之子）、阳和平（寒春、阳早之子）等人在内，都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婚姻的变动。
每个人拥有的都是不同的人生。2005年爱泼斯坦逝世，在其遗体告别仪式上，其女艾颂雅（现居美国）曾公开表示，父亲生前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儿女都好，特别希望我弟弟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艾颂雅的弟弟艾颂平今年56岁，因为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所以爱泼斯坦惟一的愿望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事实上，据周幼马介绍，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养子，在爱泼斯坦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艾颂平与父亲并未有太多的交流，艾颂平曾在长城饭店当门童，后来又开出租车，加上又经历多次婚姻，导致人生相对落魄，“这也是另外一种人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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