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1980年代:镜头中的八十年代中学生(组图)

　　1986年6月，171中学教室 (任曙林/图)

　　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的十年拍，始于拍摄1979年高考，此后他开始走进校园。

　　1979年，任曙林25岁，在煤炭部下属的煤炭科学院电影室里工作，他托人找到了离家和单位都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北京171中学，和校长说他是搞摄影的，想长期拍中学生。老师们一开始不大同意，怕影响课堂秩序，但最后校长还是答应了，条件是不能拍课堂。

　　北京171中学位于和平里北街，1958年建校，1970年代末成了东城区重点中学。那时，不断有挎着相机到学校来的记者，老师会按要求组织学生“配合”拍摄，这让不少学生反感，“不就是表现‘四化’建设成果嘛。”叛逆的男生会在私下里痛骂这种“配合”，对积极“配合”的女生不屑一顾，一旦挎相机的来了，他们就会放倒消息树――“拍‘四化’的来喽。”

　　任曙林也被学生们当成了来拍“四化”的。可没多久，孩子们发现，这个人好像不大一样，老师不做任何组织工作，这个人也来无影去无踪，你做什么他也不干涉你，就忽而按一下快门，不知道他在拍什么，也不懂有什么好拍的。“不说话，不交流”是任曙林刚进学校时给自己定的一条规矩。“我不是老师，也不是他们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他们学生牛，我也牛。”任曙林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1984年初夏，任曙林跟的那一班从初一到了初三毕业。一天，有学生给了他一张纸条：晚上，北海五龙亭。他如期赶到，发现就他一个“外人”――那是孩子们自己的毕业道别会。

　　任曙林曾用文字记录那次拍摄的情景：“录音机中的圆舞曲把同学们带入了欢快且伤感中。乘凉的游客在不远处围观，窃窃私语不时传入耳中，此情此景有点像一出舞台剧，亦真亦幻。”

　　1985年9月，171中学教室。三个女生擦教室玻璃的照片，是这次展览最受欢迎的照片之一。任曙林十年间拍女生相对较多，他觉得人在中学时代有一些神秘的东西：“我也很欣赏男孩子，男生、女生都是我心中的神。” (任曙林/图)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留个影

　　任曙林第一次摆弄照相机是在1966年，那一年，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父亲有一台上海202照相机，“一摁皮腔弹开，镜头就伸出来了。”开始，父亲不让他动相机，后来“文革”开始了，父亲去了五七干校，相机落在了家里，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任曙林的父亲是老红军，后来做到了商务部副部长――用现在的话说，是典型的“红二代”。相机到手后，他有了很多可拍的：防止苏联空袭的防空战壕里，同学们并成一排，仰天长啸;天安门广场上，哥们手持毛主席语录摆出半蹲的姿势……开始时也没什么章法，后来想办法找到摄影书，按图索骥买显影粉，自己配药，自己冲洗。“文革”爆发后，任曙林发现那时候打人最狠的就是初中生，而且往往是女生。“奇怪了!到他们岁数大了反而不会那样子了。”任曙林后来进入了艺术领域，他说这“把自己救了”。

　　1979 年的一天，他忽然想起了红卫兵年代，于是叫上女友，穿着白衬衣，戴上红卫兵袖标，外面穿一个褂子，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拍了一张照片。他想留住自己青春时期的感觉。“文革”期间，任曙林家也受到了冲击，父亲被审查。“文革”看到的一切让他意识到，13岁到18岁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段关键时期。他像观察小草、落日、蚯蚓一样观察他们。“我当时有很多谜还没有解开，到现在是否解了，我也不知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