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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育儿焦虑:商业力量和生育低潮下的爱(组图) |
| www.sinoca.com 2011-06-03 三联生活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紧缺之困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的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资源的种类与分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孙杨的故事能部分说明这种变化。
孙杨是北京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家颇有声誉的传媒公司上班，不是举目无亲、全无资源，但当她从2010年开始怀孕后，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焦虑感。
刚发现怀孕时候，孙杨有流血的症状，医生诊断是孕酮低，必须请假回家好好的调养。提心吊胆地躺了几周，吃药、检查、养胎下来，宝宝一切正常了，孙杨和丈夫马宇驰却没有放下心来，反而是更加小心慎重。他们想找一个经验丰富、医术高明的好医院建档、生产。
首选是专业的北京妇产医院，可是孙杨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同事在那里做产检，看见5月10日预产期的孕妇被通知没有床位，孕妇哭着哀求医生想办法，可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到时候只能住在走廊里。”北京妇产医院在建档上没有限制，到了生产的时候很可能就得住走廊，这实在太刺激临产孕妇的心灵了。
第二个选择是协和医院，负有盛名、离家近，而且协和医院是用在建档上限制名额来保证床位的，一旦建上档就不再有波折了，按部就班等待生产就行。当然，孙杨和马宇驰知道这样出名的医院，挂号难是一个常识，他们查到每天早上开始挂号的时间是6点40分，一个月前的周四早上5点钟马宇驰兴冲冲地到协和医院排队。“我以为我到得够早了，结果人排得已经看不到大厅的门，我估计当时前面能有100人，大厅里还有5排200多人。”马宇驰不停地被“黄牛”拉住询问。“他们问的还不是你要不要号，而是要不要买队伍前面的位置。”他到医院旁边的肯德基买了两份早餐，想用大吃一顿来化解郁闷心情，结果看见早上成群结队上学的学生，心里更难受。“我想我的小孩将来这么有朝气地去上学，可是他不知道他爸爸今天排队这么难。”马宇驰对本刊记者说。
孙杨和丈夫遭遇的是育儿链条上第一环的资源短缺。以协和医院为例，“产科只有一、三、五开诊，而且每天只有5个号”。马宇驰对本刊记者说。资源的绝对短缺，还在网上催生了协和医院产科挂号攻略这类信息指南。“那些早就等在大厅的人是前一天晚上医院下班后就去排队的，每人按先后顺序给一个排队的号，然后不能回家睡觉，因为整晚隔些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点名，不在的人就被划掉了。像马宇驰那样第二天早上才去的，不管多早都是连进大厅的资格都没有。”孙杨对本刊记者说。马宇驰为此开了一个“一切为了孩子”的微博，他说：“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最典型的父母，城市里长大的‘80后’、独生子女、有一份收入还可以的稳定工作，如果我们生孩子都这么难，北京城里那么多外来打工的，可怎么办？我开一个微博是想跟朋友们交流、分享我的心情，也想记录整个生命诞生的过程。”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婴儿潮通常被用来解释――70年代生人的平均生育年龄推后，导致与“80后”的生育高峰出现了重叠。但这种解释可能夸大了生理上的不可抗因素，而掩盖了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实际上，产科挂号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的产科大夫严重短缺。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王琪告诉本刊记者，作为医疗纠纷的重灾区，产科工作辛苦，风险较大，而待遇却很低。产科医生24小时接诊，夜里常被叫起，精神长期紧张，容易发生差错事故，导致产科医生流失严重。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产科床位不足40张，有些甚至与外科共用手术室。由于高级人才短缺，很多医院产科缺乏处理疑难杂症的经验，不愿接收危重病人。于是，大量产妇集聚专科医院，出现了就医难。
而且，按照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一个城市提供公共服务资源的预算，是以户籍人口为基准的。但涌入这个城市中的生育者，却是跟随政府建设项目资金的流向。北京市的投资保持连年增长，即使在2010年抗通胀、适度投资的情况下，2010年北京市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93.5亿元，同比增长13.1%。这些资金创造就业，也创造生育者，他们挤占了并不为他们准备的公共资源。“2009年，北京市新生婴儿17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地人。”王琪说。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2007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当然，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选择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要知道，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下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从全国范围看，80年代光街道幼儿园就有10万所（这一数据在2007年变为2万所），而且收费低廉。一个学期的学费两块钱，这是让上一辈父母念念不忘的收费标准。如果选择众多正规体系外的“山寨”幼儿园或者家托，在食品安全与治安问题频发的今天，体制内有监管的尚不可靠，体制外的更难以信任――谁来为你孩子的安全负责？
这是中国育儿焦虑症的核心，也是相比西方“一孩家庭”的独特之处。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但如果循着上一代的既有路径，却要遭遇即便拿钱也难以解决的激烈竞争。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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