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横滨一家舞蹈学校里，一种名为“婴儿舞”的课程很受欢迎。课程针对3个月到2岁婴儿的早教，让妈妈与孩子增强互动，还能让产后的母亲迅速瘦身
“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看起来，子女数量的减少是世界性育儿焦虑的源头，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的国家，情况还不这么简单。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它创造了减少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的控制奇迹，也创造了1.6亿左右的独生子女。至今对这一生育政策的社会评价，多集中在新生儿减少造成的人口红利降低、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但如果结合成熟工业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发现，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他们所经历过的育儿模式，会对他们今日的育儿心理产生强大的影响。
为了孩子能够顺利入园，家长们在幼儿园门口排起了长队
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曾表示，“十一五”时期（2006到2010年）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后结束。相比前几次婴儿潮，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之处在于，父母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这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两代独生子女同处一室的局面。
在已有的关于育儿焦虑症的研究里，西方学者研究的只是独生子女作为被喂养的对象。但当独生子女作为父母时，他们的心理特征，会对他们的育儿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独生子女心理研究中最负盛名的学者是阿德勒，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信徒，在上世纪20年代完成了对头生子女、后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的严格观测。阿德勒及其追随者认为，独生子女与头生子女拥有很多共同特点――在教育和事业方面拥有较高成就，有一种会不知不觉地演变为过度责任感的负责态度，而且不愿背叛父母的价值观。但另一面是“通常不适应生活，他们就像寄生虫，不劳而获，由其他人来照顾他们的需求”。而在中国，“独一代”更容易被过度呵护的一个社会背景是，“独一代”的父母大多出生于50年代，他们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在和这个国家共同经历种种动荡与磨难中消弭殆尽，更容易成为“失去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人”，并因此形成和孩子相互长久依赖的关系。
因此，在父母的保护下，几乎未经风浪的“独一代”们，因为育儿，要经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考验。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除了香港澳门外，白领收入最高的内地城市是上海：5550元/月，北京白领的平均收入为5200元/月。在CPI指数连年上涨的情况下，白领的平均月工资仅比2007年上涨200元左右。我们姑且以这个不太准确的平均数据作为基础，来计算一下育儿在这些年轻白领父母的家庭开支中占据的比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了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可以说，抚养子女的总经济成本是惊人的。但是这个成本计算却被舆论认为低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养儿成本，如果算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孩子成年前的总成本估计要达100万元。一个数据经常被用于描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5年的36.7%。但对一个生活在北京或上海的白领家庭，一个孩子的增加，每个月单奶粉费就要达到上千元，可以立刻让我们在恩格尔系数上的社会进步消弭于无形。
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城市白领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按照一项在线数据的调查，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超大型城市，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占到70%~80%。
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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