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不同国家的育儿焦虑都源于传统的美好情感，但在商业力量和生育低潮的作用下，迸发出负面情绪，
什么样的父母最焦虑？
于杭（化名）的工作很忙碌，她查了一周的行程表，只能拨出一个午饭的时间接受采访。这样的工作强度到了周末也不停歇，自动转为育儿频道。周六早上要带着4岁的孩子从北京的西四环开车到东三环外上雅马哈音乐课，中午在车上睡一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继续上美吉姆的运动课和艺术课，如果是不上艺术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上范阳画室的绘画课。周日上午要学一个小时的太极拳，下午全家到郊区租种的农场种地。虽然于杭自己也认为周末的早教课程在所有参加早教的孩子里面算多的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盲目。她告诉本刊记者，孩子周末的繁忙行程，是根据“自己经济情况和孩子的接受情况综合判断”。
如果我们拉远一点距离，站在一个西方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或许她给出的判断会不一样。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在《现代育儿心经》一文中，也谈到了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经常可见的这类场景：“随便翻下日历，随便找个周六，在这一代最出类拔萃家长中随便找一家，都会看到他们与孩子一起奔波于体操课、生日聚会、足球班、艺术熏陶与登台表演――为了孩子所谓的幸福，所有的日子都消弭于紧凑而又精准的安排中，家长们一天到晚连连贯的谈话都成了奢望。”即便如于杭所说，这些训练课程并非功利的应试，而是针对孩子的特性，但凯蒂仍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孩子少关爱一些，但人们更想知道：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关心是否真对孩子有益？家长的自私自利――想着自己生活忙乱不堪，因此有时自己所做的事并不完全着眼于孩子的娱乐或者成长――是否能有点心安理得？”
育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最原始的表现方式是孩子随时会受伤的幻觉，以及自己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的强大愿望。在近代，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的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当这个伴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被商业力量催生出的豪迈理想，与生育低潮导致的“一孩家庭”结合时，亲子之爱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在临床医学家戴维・安德雷格教授的研究里，因为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缺乏育儿经验的父母，会对孩子的安全、健康过度担心。而且这种担心会因为孩子数目的恒定，在漫长的成长中难以得到削减。
孙杨、马宇驰夫妇
可以说，不同国家的育儿焦虑都源于一种传统的美好情感，但在商业力量和生育低潮的共同作用下，迸发出了负面情绪，并产生了一代过度焦虑的父母。如果配合另一个美国社会学教授玛格丽特・纳尔逊的研究，会发现父母的过度控制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有密切联系。“过度控制的父母多出现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选择在时间和金钱上都高投入的方法来育儿，因为他们的工作场所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随时顺应孩子的需求变动；有足够的资源去购买优质教育，能够支付各种课外活动的费用，并让孩子接触到最新的技术产品，比如手提电脑、移动电话。做的所有事和付的所有钱，都是为了保证孩子能够保持或者成为社会上拥有一定权力的阶级。”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数据是，大约从2007年开始，当名目繁多的学前素质教育逐渐普及为大众所接受，北京一家知名早教品牌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发现热衷付费开发孩子潜能的会员里，60%是本科以上学历，家庭月收入过万，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都市白领。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于杭都符合这些条件：她接受了高等教育，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而且，只有一个孩子――这是在理论研究中最易引发育儿焦虑的中产独子家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家庭可能还会增多。按照中国零点咨询调查集团对中国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20~29岁的“80后”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可以合法生育二胎的，但事实上这部分人群生两个孩子的意愿最低。在调查所及的20个城市中，北京、上海这两个超级大都市，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长三角地区的南京、杭州等城市生一个孩子的意愿更强烈。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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