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孩子在一起
其一,郭沫若回国抗日是一件重大的政治行动,要冒极大的风险,谢冰莹却把它歪曲为一个桃色事件,说郭沫若是为了“借机摆脱他的日本太太和四个儿女”。此说如果成立,当年郭沫若为了摆脱与张琼华的婚姻羁绊,去国东渡,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逃婚”的性质,那么他为追求于立忱,借机摆脱与安娜的婚姻关系,就是第二次“逃婚”了。然而这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郭沫若的处世方略。郭沫若是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文坛巨子,而不是抱定爱情至上主义的殉情诗人,更不是只会舔女孩子脸上胭脂的贾宝玉,也许他会因为习性浪漫偶与别的女性在情感上有所缠系,这在文人尤其诗人中间并不少见,但他不会为了一个女人甘愿冒如此大的危险,迈出生命旅程中这样关键性的一步!如果郭沫若仅仅是为了和于立忱结婚而回到上海,恐怕国人也不会那么热烈地欢迎他。再说,如果郭沫若在安娜之外另找一个女人,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日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由于郭沫若在金文、甲骨文方面的卓越成就,曾有意将长女柳子许配给他,这牵扯到郭沫若“重婚”的问题,后来也就作罢了。现成的柳子小姐郭沫若并未染指,他何必在于立忱身上费那么大的老劲呢?
其二,于立忱受过高等教育,参加过政治活动并被捕过,又是驻东京的记者,照谢冰莹的说法,她还有枝“横扫千军的笔”,“替别人写过不少路见不平,悲欢离合的故事”。于立忱显然很成熟,很能干,很精明,岂会轻易失身于郭沫若?她会那么简单?为了突出郭沫若的卑劣,证明他是玩弄与欺骗女性的高手,谢冰莹把于立忱描绘成了单纯幼稚、未谙世事、容易上当受骗的小姑娘,恐怕未必符合于立忱的实际情况。
其三,于立忱从日本回到上海后,一直由胞妹于立群照顾,既然她对郭沫若恨之入骨,又恐立群蹈其覆辙,她为何不将郭之为人亲口告诉嫡亲妹子,反劳他人(谢冰莹)日后转告呢?自家姐妹有什么伤心事不好说,有什么忠告不能叮嘱?再说,谢冰莹既受友人之托,当时为何不把所谓的“真相”如实告诉于立群,反而在事隔几十年之后,郭沫若和于氏姊妹均已作古,才披露于报端?这样做虽然占了死无对证的便宜,可以信口开河,但免不了“鞭尸”之嫌,何况无一个佐证说明她所述属实。
其四,谢冰莹基于反共拥蒋(介石)的政治立场,一向对革命与进步文艺界的旗手郭沫若多有抨击,如果上述文章所述确有其事,岂不正是攻击与丑化郭沫若的绝好材料,她为何守口如瓶,迟迟不加利用呢?难道她对她所“不齿”的“无耻文人”郭沫若真的那么“厚道”吗?
其五,退一步说,郭沫若和于立忱果如谢冰莹所言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恐怕也是两厢情愿,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构不成于立忱自杀身亡的主要原因。“于立忱自缢”像一把火,谢冰莹要把它烧向郭沫若,而郭沫若在《洪波曲》里似乎有意要引向张季鸾。这个谜团只能用事实来破解,这段公案只能由历史来了结。不过,当时郭沫若得悉这一噩耗后的确异常悲痛,于立忱去世后10天他就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回到上海仅四天又到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墓,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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