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母杀子，被告席上站的还有谁？

　　广东东莞白领韩群凤为照顾脑瘫双胞胎儿子，13年来辞去工作，倾尽家产，最终陷入绝望。2010年11月20日晚，在溺杀两个儿子后，她试图自尽，但被救。韩群凤现在已被拘捕，在等待法院审理期间，上千村民在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轻判她。

　　生母溺杀儿子，是人世间最惨烈的一幕，只要心智正常，谁都不愿意看到，更无法接受。对于韩群凤的故意杀人，法律不会轻易放过，毕竟脑瘫儿也享有人的一切权利，其生死不能由别人，包括生身父母来决定。但案件见报之后，不但村民请愿，公众普遍对韩群凤抱有同情，连理当铁面无情的司法工作者也表示，法院在审理时会作慎重考虑。

　　毫无疑问，所有的同情不是指向杀人行为，甚至也不是指向韩群凤多年含辛茹苦照顾儿子，因为看不到尽头而绝望杀人，而应该是隐隐然地指向一个更加深刻乃至根本的问题：一个社会在规定个人义务和责任时，应该如何设计和安排对于个人履行义务、完成责任的公共支持，当一个人因为力尽而放弃责任时，社会该做何反思，做何改进？

　　一位母亲，一个家庭，照顾孩子是法定的义务：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做，社会和法院都会找上你。这也很正常，但这样的情形只对正常家庭很正常，而对于韩群凤这样的母亲和家庭，就不能说很正常，因为个人和家庭都有能力的边界，超出能力，只有“心有余而力不足”。

　　韩群凤一个人竭尽所能照顾脑瘫儿子13年，不能说她没有责任心，连银行大堂经理的职务都辞了，不能说没有把儿子放在首要位置，家产用尽，心情大坏，见天吵架，真正到了崩溃的地步。当此之际，可见到哪里伸出了援手？单打独斗地与命运抗争，难道个人就有金刚不坏之身，永远不需要帮助和支持？常说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但在个人陷于绝境之时，社会只需要等待个人崩溃，然后再来伸张迟到的正义？

　　据说，美国法院曾经接手一个案子，一位母亲在超市偷窃面包，被超市管理者送上法庭，法官审理之下，得知母亲是为了不让孩子饿死，才不得已而为之。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事例，因为我知道最后的判决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判母亲无罪，理由是“一个不能保证公民免于饿死的法律，不值得公民遵守”。

　　另一个版本是法官判母亲罚款若干，但随之让所有在场人士掏钱“买单”，理由是“当一个母亲因贫困无力抚养孩子时，诸位在哪里？为什么没有伸出援手，使她免于偷盗？”

　　中国人素以人伦社会自傲，人道之大、之高，同天道相近。不要说生母杀子，就是过去夫死改嫁都为道德所不许。仅从社会对个人要求来说，人应该有节操，不能做越轨之事，哪怕出于人的本能，因为文化本来就是制约本能的笼头。

　　人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今天中国社会常有“道德滑坡，底线失守”之说。在韩群凤的人伦悲剧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生母杀子的道德滑坡，而是社会包括法律、政府、社区、慈善等各个部分对公民责任的制度性支持的缺失，底线失守之下，个人如何尽得了人伦责任？

　　所以，法庭上审理的是韩群凤，但被告席上站的不是韩群凤一个人，还有法律本身，因为法律中只有韩群凤对脑瘫儿子的照顾义务，没有对她照顾儿子的法定支持，更没有她儿子可以享受家庭之外足够支撑他们人生的法定照顾。而所有对韩群凤的事后同情，说得好听些，是出于个人对自己未能向韩群凤伸一援手的内疚，说的不好听些，只是为了逃脱对自己良知的拷问，如果他或她还有良知的话。

　　人伦悲剧从来不是个体现象，而是集体现象，社会现象。（作者：顾骏 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