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莉与苏联国际儿童院通信问题：
一九五七年七月，苏联国际儿童院院长维亚特金和大夫达维多娃分别给她和其他人来信，为了庆祝该院建院二十五周年，希望他们给该院的工作提出意见，告诉该院曾在那里学习过的中国学生的情况。她和其他同学一起回了信，并提供了一些原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同学回国后的情况。经查，林莉接信后召集在京的原国际儿童院同学研究，由刘莫扬执笔回信，信后附有五十多个中国学生的名单，包括姓名、学历和回国后在何单位、任何职。
林莉回国后和瞿独伊、韩铁声、牟景林有过一些接触，经查，没有发现他们之间有政治关系。
林莉（前排左2）
1973年10月专案组写的调查结论是：根据上述调查，没有发现林莉和林彪有政治关系，也没有发现林莉参与“九・一三”事件的可疑情节。至于林莉交代她与苏保安部联系的情节是否属实，是否脱离联系以及一九六一年后同苏驻华使馆三等秘书沙巴林是否有其它联系的问题，经多方调查，未能找到直接证据，目前又无调查线索。因此，可解除对林莉的隔离审查，分配适当工作，对其长期考察。
可见，对林莉所谓“苏特嫌疑”等问题是在陈迫达，“林莉有问题”先定性的情况下，将林莉的正常工作和接触，颠倒是非的欲加之罪，是纯属莫须有的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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