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文革中揭力保护革命后代林莉
1970年1月陈伯达处通知广播局军管小组：“转告广播局军管小组，林莉、沙安之（已于文化大革命前调往湖南长沙）二人有问题，要求离开电台。”军管小组1970年9月12日以《关于林莉的情况及军管小组处理意见》为题报告如下（摘要）：
伯达、文元同志：
今年一月，伯达同志处通知我们，转告广播局军管小组，林莉、沙安之（已于文化大革命前调往湖南长沙）二人有问题，要求离开电台。当时军管小组已掌握林莉苏修特嫌方面的一些情况。即以参加学习班为由，叫林莉到房山广播局农场劳动，对林的问题继续审查。局里整党建党开始后，林莉（预备党员）向军管小组提出要求回局参加整党建党。军管小组对此比较慎重，专门作了研究，现将情况汇报如下：
林莉，原名徐俊生，苏联名立立夫，女，现年39岁，湖北省黄冈县林家染铺湾，革命干部出身，学生成份，1954年12月参加工作，1966年4月入党，北京电台苏东部俄语翻译，订稿人。
林莉的父亲林仲丹，又名林育英，张浩，1922年参加共产党，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曾任过一二九师政委，延安职工学校校长，职工委员会主席，1942年病逝于延安。毛主席曾亲题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林副主席题挽联“浩气长存”。
毛泽东（前排）等中央领导给张浩抬棺
据林仲丹同志的前妻涂俊明和林莉的同父异母哥哥林汉雄（水电部建设总局）、林肖硖（原哈尔滨市委书记）介绍：林副主席和林仲丹同志的关系，是出五服的堂兄弟。
母亲徐克俊（徐克峻），又名徐克静，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大革命前在广州参加妇女讲习所，后入党。1929年在刘少奇手下任过秘书，1934年去苏联，不久，被送到苏联专政部门作苦役，1950年回国，经原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党籍，分配在云南省妇联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来北京，1968年冬因抵制街道居民审查而自杀。
据调查：当满洲省委遭到破坏，中央指定林仲丹同志代满洲省委书记时，以徐克俊作掩护，后结婚，不久林仲丹同志在抚顺煤矿开展工人运动时被捕，徐克俊到上海工作，1931年生下林莉，1932年被捕，1933年出狱，1934年去苏联。
丈夫阚玉瑶原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俄文教员，1966年9月畏罪自杀。
林莉于1934年随母去苏联，1938年寄养在苏联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次年9月在该城读书，1945年加入苏联共青团，1947年申请加入了苏联国籍，1949年进莫斯科大学读书，1954年毕业，同年回到人民大学任教，1958年调入广播局，1962年恢复中国国籍。
林莉在莫斯科大学期间，曾和苏联保安部有过联系，作情报工作。
据辽宁发电厂工程师郭自成交待：他曾是苏联保安部的情报员，1951年3―4月回国前夕，曾向苏联保安部推荐过，林莉可以接替他的工作。
1951年底，苏联保安部成员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第一次找林莉，地点是阿尔巴特街居民住地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家交待了任务，叫她收集中国和别国留学生的情况。
林莉交待说，1952年“三八”妇女节后，她和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就没有联系了。
林莉回国后，还与苏联有联系。据调查：第一，林莉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同班同学沙巴林关系甚为密切。1957年至1959年，沙巴林在中国学习期间，曾到过林莉家，1958年林莉还给了沙巴林两张票进广播大楼看戏。1962年沙巴林第二次来苏驻华使馆工作，给林莉打过电话，见过面。第二，1958年夏，苏联伊万诺夫第一国际儿童院庆祝建院25周年。该院院长和院医给林莉写信，邀请林莉赴苏参加校庆，或让林莉将自己知道的原儿童院同学的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以及家庭情况等）。林莉接信后，积极组织这一项活动，到处发信，收集情况，最后向儿童院寄去五十多个人的情况，还附有照片。同时，原儿童院学生阿达阿波斯托尔（罗马尼亚人）也写信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建议中国学生届时参加校庆活动，中组部写信给林莉：“若你认为需要同阿达阿波斯托尔联系时，直接写信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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