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三多”市长们须分清权力界限

　　5月12日，被媒体讥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的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一个多星期前，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也因贪腐犯罪被法院判处死刑（缓刑）。同样是昨天，山西省大同市前副市长王雁峰受贿案，也开始了一审的法律程序。

　　近些年，因在市长任上涉案被判重刑的官员真是不少。沈阳市前副市长马向东、前市长慕绥新，北京市前副市长刘志华，苏州市前副市长姜人杰，深圳市前副市长王炬，茂名市前副市长杨光亮、罗荫国，中山市前市长李启红，东莞市前副市长陈兴銮，赤峰市前市长徐国之，安阳市副市长李卫民……这个名单之长，对任何篇幅的文章而言，可能都是一个负担。从东南沿海的国际性繁华都市，到老、少、边、穷地区不知名的偏僻小城，市长之位，都成了一个高度危险的职位。对那些身在囹圄的前市长们而言，先前的市长之位，不啻通往监狱的一块踏脚石。

　　在现行的权力体制中，中国的市长，无疑是最有实际权力的职位之一。“跑部钱进”也好，争取项目落户也罢，最终的指挥操作权，差不多都集中在市一级。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体制性变动之一，就是所谓“放权让利”。这个“放权”的过程，主要是把权力纵向下放的过程。其结果是，“市”一级的权力机构，是接收中央和省下放权力最多的一级权力机构。权力的内容，即是那些原来上级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一些事权。

　　本来，权力下放的进程还应该向更深刻的领域前进，把权力横向下放，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划清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的界限。但是，事权在市级政府“堆积”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市级权力成了权力进一步横向散布的壁垒。因为在总体权力的运作机制不变的条件下，权力的下放，乃是中央政府把原属自己的租金分配下去的一个形式。这种分配，既是市级权力——整个权力层级中最重要的一级，拥护中央政府转型政策的对价，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租金”的使用效率。

　　“租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市级权力的操作总指挥——“市长”的“能干”形象。“能干”的市长们，一番摸爬滚打之后，把膨胀了的市级权力的运作过程弄了个“门清”。由是，纵向权力下放造成的市级权力堆积，使得这一级的权力界限不清，事权模糊，最终形成市级政府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也要管的权力错位。于是，那些“门清”的市长们，自然就可以在管与不管之间上下其手，“恰到好处”地在该设租的地方设租，在该寻租之处寻租，成了游走于这个权力大缝隙中的“幽魂”，出演了许多“前腐后继”的活剧。

　　当然，其实不是“许三多”类的市长们的手生来就黑，而是现行的市级权力运作机制要求市长的手必须长，市长既要负责出手给城市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还要伸出大手去“按摩”市场的每一个角落，手起手落之处，往往顺带抹去了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界限。在市民面前，市长就是政府权力，在企业面前，市长就是市场之手。好不快意的市长们，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中形成了自己的偏好，并由此偏好阻碍了权力清晰的政府和结构合理的市场的形成。显然，政府的权力与市场分离，这是防止无数市长步“许三多”后尘的最重要选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