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英伦情人曝自传 书中大量描写性事(组图)

　　江迅：慈禧太后英伦情人曝光

　　慈禧的英国情人巴恪思自传推出，中英文版同步发行。书中有大量性事描写，巴恪思坦言自己是同性恋，慈禧是他唯一的异性情人。他也是英国文豪王尔德的同性情人，曾为被判刑的王尔德奔走呼号。

　　四月下旬的周日，香港荃湾一家咖啡馆。与台湾作家骆以军面聚，闲聊品咖啡，随后，香港出版人鲍朴也相约而至。甫坐下，鲍朴从包里「搬」出两本寸厚的新书，书名《太后与我》（原作拟名《秽乱清宫》）。鲍朴说，刚出版的，你们翻翻。此书中文香港版由鲍朴主持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台湾版由印刻文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书的封面印有两行黄色字：清朝末年寓居中国的「北京隐士」；巴恪思爵士回忆录六十八载首见天日。骆以军接过书，随即翻阅，至少十分钟没有再说话，读得津津有味。

　　翌日，见北京来的作家阎连科，递给他这部《太后与我》。阎连科的小说，时有狂想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很难遇到类似故事、类似情节，变形、夸张、怪诞、极端，是他小说最直接的美学风格，这部《太后与我》竟如出一辙：扭曲、夸诧、诡奇、极限，读了几段，便令人震撼。阎连科翻阅书，突然抛出一句：奇书，奇书。随即说，要多买两本，带回北京，于是给铜锣湾「内部书店」打电话。

　　性的描写，北京宫廷，慈禧太后，洋人男爵，全书男男同爱，男女风流，以晚清末期的慈禧太后为主线。慈禧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几个颇具争议的女性之一。她是满清咸丰帝之妃，同治、光绪两朝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心胸狭窄、卖国求荣的娇奢太后，她的残暴、刻薄、无情，闻名于世，令后人争论不休。《太后与我》却描述了慈禧不为人知的一面。

　　自传体《太后与我》的作者埃蒙德&#・巴恪思男爵（Sir Edmund Backhouse），男同性恋者，又被视为慈禧太后的「情人」。他生于一八七三年英国约克郡列治文市（Richmond），祖上是曾经显赫的奎克 （Quaker）家族。巴恪思是长子，承袭男爵爵位，就读牛津大学。一八九八年巴恪思来到北京，他精通汉语、满语和蒙语（官话），很快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一九零三年，满清政府擢升他为京师大学堂（后为北京大学）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

　　一九一零年巴恪思与《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J. O. P. Bland）合着《太后统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书，出版后旋即风靡世界。该书首次以独特视野，向读者展示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位强权统治者慈禧太后与摇摇欲坠的清朝形象，此书文笔平易，引人入胜，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内幕，被传为旷世之作。翌年清朝灭亡，作者声名如日中天。今人对慈禧皇太后的间接印象，或多或少都与巴恪思的介绍有关。巴恪思与布兰德又合着《北京宫廷回忆录》（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在学术界颇受称颂。接着，他与悉尼&#・巴顿爵士（Sir Sydney Barton）合作，完成《汉英口语辞典》修订。

　　巴恪思的朋友描述他性格古怪，我行为素，言语阴柔，彬彬有礼，待人接物，谦恭平和，风度迷人，大凡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健谈风趣。但他却又是隐士。他在北京生活了四十五年，远离使馆区保护，摒弃早年衣冠楚楚的做派，穿衣打扮和生活习惯完全中式，竭力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前往某地之前，总遣仆人先行打探，确保没有洋人在，他才起步。

　　抗拒与洋人打交道

　　一九四四年一月，七十一岁的巴恪思于北京病逝。临终前一年，在好友瑞士人贺普利（R. Hoeppli）医生资助下，他以回忆录写就在欧洲的年轻时代的《往日已逝》和晚清寓居中国经历的《太后与我》。贺普利是两部书的编辑，并写了后记，但他不愿在自己还活着时出版两书。他于一九七三年去世。贺普利的友人将手稿留给巴恪思生前喜爱的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贺普利生前也将手稿复印多份，分转伦敦英国博物馆、巴黎国立图书馆、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学院图书馆。尘封六十八年之后，手稿才首见天日，以中英文同步发行。

　　巴恪思，一个同性恋者，却与慈禧保持四年之久的性关系。他称自己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与他们同床共枕，书中的男男性交，蔚为大观，描写细致入微，他亲历的皇亲国戚足有几十个，宫中众位太监，如名噪一时的李莲英，都乐于此道。他的性对象有奥斯卡&#・王尔德、奥布里&#・比奥兹利、保罗&#・魏尔伦，以及索尔兹伯里首相，几乎都是同性恋，仅一人例外，此人就是中国一代专制统治者、一九零八年去世的慈禧太后。令人讶异的是，书中还有宫中人兽行事的描述。《太后与我》的女主角当是慈禧太后，她的性生活的描写占了书中情色内容的大半，她的性搭档是林林总总的男性，书中描写最多的正是作者自己。

　　中文本译者是小说家王笑歌，这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认为：清代末季既是多欲之秋，也是多事之秋。《太后与我》所叙述的，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幽禁、光绪和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无一不引人注目，这些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透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多难的岁月，宫廷的性乱。人们很容易联想到那条哲理：越是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越需要性的安慰。性是抵抗恐惧、高压和无法捉摸的命运的最好一剂良药，但谁又说那不是毒药呢？

　　拿起这本书，任何一个读者都会立即浮现一个大问号：是真实的，还是胡编的？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的大相径庭，读者疑窦丛生，可以理解。此书译者王笑歌说：「以我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一九七六年，英国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后改名《北京隐士》），书中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而相当阴暗的巴恪思形象，指责他「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犯下「一系列欺骗行为」，指他的自传体书「根本是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特雷弗罗珀在书中罗列了巴恪思一系列罪名后，还加了一条：叛国亲敌。随着《北京隐士》出版，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一时被扔进垃圾堆。他成了历史上一段野史丑闻，一段色情笑话。人们提起他，也就是「色情狂」、「大骗子」而已。

　　不过，那位瑞士籍医生贺普利在书的后记写道，他相信巴恪思的回忆录「是基本上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但「这些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因记忆混淆而歪曲，在多大程度上加入了想象成分，只能留待以后判断，在研究完所有资料之后再作评论」。本书的英文版主编Derek Sandhaus认为，巴恪思写此书的目的似乎并不是为了耸人听闻或自夸自大，而是作为回忆，告诉读者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两段时间，一在英国，一在中国，「他可以暂时无须顾忌羞耻地爱男人，同时被他们爱，但他的作品的确耸人听闻，他想挑战读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人鲍朴接受采访时说，在领悟了巴恪思的写作目的以后，那些让人目瞪口呆的「伤风败俗」之笔原来竟有深刻而合理的原因：作者意在描述满清社会中对同性恋，特别是男子之间的同性关系宽容的伦理环境。这种环境在当时的西方是不可思议的，与一八九五年爱尔兰诗人王尔德（Oscar Wilde）被控曾「与其它男性发生有伤风化的行为」而被判刑，形成鲜明对比。巴恪思在离开英国之前，曾为王尔德奔走呼号，征集资金；到中国之后，在满清统治的北京，他居然找到了宽松的乐土，从此定居斯邦，而对西方人则避而远之，甘愿充当一位「北京隐士」。

　　清代对同性恋的宽容

　　鲍朴认为，至少可以认定，《太后与我》不是出于「妄想狂」之手笔，其内容亦非「压抑扭曲性欲的最后发泄」。它的价值，需从多方发掘。它所目击的光绪、诸大臣与慈禧之间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史书的记载有颇大距离。但作品的人文价值则浮出水面。他说：「跃然纸上的沧海桑田人间变幻无常的苍凉悲伤之感，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它大量使用俚俗的京腔习语，为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盛行于宫廷或市井的北京话，提供了一批活化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多层面的人文价值要由读者去发现，去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