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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最高法院院长谈潘汉年案:谁救得了岳飞? |
www.sinoca.com 2011-05-11 三联生活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纵论古今
曾汉周到秦城来接我们回北京时,告诉我们向党组汇报的时间定在下周一上午。所以从秦城回到机关后,我就一直等着党组通知我们去汇报,可是等了两天仍没有动静。我觉得有点蹊跷:这么大的案子,为什么让我们看完案卷之后,党组也不要我们汇报?
到了第三天,一上班,曾汉周通知我和丁汾到他办公室,说有急事要和我们谈。到了办公室,曾汉周说:“党组不开会听汇报了,只要副院长吴德峰一个人听。”曾汉周说,这是谢老的决定。谢老做事深思熟虑,这样决定想必是有所考虑的。
曾汉周的话还是让我们有些糊涂。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党的意见很重要。如果党组不听汇报,不表态,我们怎么办?
从曾汉周办公室出来,丁汾让我跟她一起到王德茂的办公室。王德茂是高法的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与丁汾很熟,谈话也比较随便。他见我们,就问了一句:“原先党组想安排听你们的汇报,现在不听了,你们是不是有意见?”
丁汾说:“不敢说有意见,但这么大个案子,案情又那么复杂,党组不听汇报,把我们搞得糊里糊涂的。”王德茂说:“有什么好糊涂的!这是中央定的案子,党组听不听汇报有什么关系?再说,潘汉年案涉及许多重大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中央委托吴老全权处理,我们有必要掺和进去吗?”
丁汾说:“你们都躲着,谁都怕沾这个案子,堂堂皇皇的理由一大堆,谁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丁汾是1931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心直口快。她话里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我见他们俩顶起来,就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丁汾回来了,很严肃地说:“明天汇报工作,我们有什么说什么。作为共产党员,要忠于党;作为审判员,要忠于事实。”过了一会儿,丁汾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接手潘汉年这个案子,有人吃醋,说我们是党组最信任的,但是个中酸甜苦辣的滋味,有谁知道?”我也无言以对。
第二天上午,我们如约到吴德峰那里向他汇报。一见面,吴老便开门见山地跟我们说,他谈的话,我们不能记录。
吴老很认真地听完丁汾的汇报后,问曾汉周的意见。吴老很了解曾汉周的情况,知道他曾被打过“右倾”,被下放到山西,一直到1962年之后才恢复工作,所以特地说:“这里没人做记录,不会有人揪辫子、打棍子,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曾汉周表示同意我们的看法。
吴老转头问我:“小彭,也说说你的意见吧!”我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全案认定的犯罪事实还存在很多疑点,唯一可以认定的是会见汪精卫的问题,但这是犯罪还是违纪,还值得研究。
吴老听到这时,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潘汉年出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上,一直瞒着党中央、毛主席,这个问题谁也不敢替他担责任。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知道后很生气。当年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事,国民党大肆宣传,毛主席还亲自签署文电辟谣。过了十几年,潘汉年才交代这件事,即使他辩解的都是事实,但这种严重违纪的事情,是做秘密工作绝对不能允许的。”
吴德峰曾在“中央农委”工作过,也是长期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和周总理关系很好。每年春天,他找人到乡下采些桑葚,用中药和蜜糖熬好,送给总理一些,可见私交甚好。吴老说:“潘汉年的工作是周总理、康生直接领导的,长期以来他的工作也很出色,周总理和康生对潘汉年是最了解的,但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也无法向毛主席解释。”
吴德峰对潘汉年也很了解,喊他“小开”,对潘汉年的处境,他的话语中既有同情、惋惜也有无奈:“像潘汉年这样长期在敌占区或大后方工作,他的社会关系、工作环境、接触的人必定非常复杂。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活动,常常得使用革命的两面手段,因此一旦领导不信任,不担责任,就很容易受冤枉。有人说做秘密工作的人,一只脚在监狱里面,一只脚在监狱外面,这话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潘汉年问题出来以后,不少做秘密工作的人,确实感到一种压力。”
吴德峰最后说了一句:“对潘汉年案的其他问题,我不想说什么,中央既然对他的问题定了案,我们对中央的决定,只有坚信不疑,认真做好审判工作,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审判任务。”――他虽然没有把话直接说透,但意思我们都明白:潘案是中央定的,中央交办的,我们照办手续就是了。
到现在,我们都更加意识到这个案件的不寻常。吴老的秘书郑展,是连贯(注: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的女婿,是抗战期间在马来西亚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可是我们汇报工作的时候,他也不能参加。谢老又决定党组不听汇报,不开会。现在看来,谢老的决定的确非常明智――如果开党组会,我们审判员把对案件的疑点提出来,传播出来,影响也不好。
也许是为了打消我们的疑虑,后来吴德峰安排我们单独跟谢老见面,谈谈对潘汉年案的看法。在谢老的办公室里,我们汇报了40分钟左右。谢老听得非常认真,既不插话,也不提问,就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谢老虽然带了秘书,但很显然他已经事先打了招呼,秘书什么都没带,只是在一旁听,也没有做记录。
听完汇报之后,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站起来走了几步,秘书要上门去搀扶,他挥手示意不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座位上,神情平静却又很严肃。
谢老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可是既然“只是办理法律手续”,那还要我们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去审阅案卷干什么?既然这样,将来开庭审判时,检察院指控什么罪行,我们就按什么罪判、依葫芦画瓢,写个判决书就行了,何苦费这么大力气去讨论案情???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敢说。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他怕我们不理解,还特地详细解释一番。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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