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财政专业学校的学生 国立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
5月4日,一个寻常的日子;
后来,它成为一个不寻常的日子―――五四。
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许德珩、傅斯年……这些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紧紧相连的人,在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他们都在做什么?
1.是阴云密布?还是春暖花香?
1919年6月5日的《晨报》与6月8日的《每周评论》记载5月4日的天气,是“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继之以打雷,闪电,下雨,一时天地如晦”。而陈独秀的记述是“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一派阴惨暗淡的景象。
真的如此吗?“五四”被捕的学生杨振声日后撰文说:“5月4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风云。”在北大学生范云的记忆里,“1919年的5月初,在北京是春暖花香的日子,人们的爱国热情也在一天天地高涨。”
冰心先生在《回忆五四》一文中,念念不忘的是“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王统照的描述更仔细:大道两旁的槐柳,被一阵阵和风吹过摇曳动荡,红墙里飘散出来各种花卉的芬芳,如在人稀风小的时候,也还可以闻到。
五四运动15年后,钱玄同曾对孙伏园说:“你穿着夏布大褂,戴着蒙古式毛绒帽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在王统照的回忆中,当天学生“穿长袍的占大多数,也有穿短黑制服的”。
5月4日的中午,“三千学生同暴于烈日之下,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 下午,在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里陪二弟的冰心,从送换洗衣服的女工口中知道,好多学生正打着白旗游行,“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那天确实有风,但是个晴天,并非“狂风怒号,阴云密布”。由此可见求真之难,即便同一天天气的阴晴,也各有说法呢。
2.扛大旗的傅斯年早离场
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傅斯年等20名学生被推为代表,负责第二天大示威的组织事宜。4日大早,傅斯年便来到了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13校学生代表会议。
13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1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规定。下午,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
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美国使馆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他们痛打了待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这一天,著名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呼吁“国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的愤救”。他参加组织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军警赶到时,大部分游行示威的人已经撤离,许德珩和在外面维持秩序的32人,被捕入狱。而傅斯年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
手举“五四”大旗的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为何提前离开了现场,真情早已不得而知。颇耐人寻味的是,5月5日,他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打了一架,于是“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便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那天,住在赵家楼附近的郑振铎午睡刚起,便听见有人喊失火,紧接着又看见警察在追赶一个穿着蓝布大褂的学生;从什刹海会吃茶归来的沈尹默,走在回家路上,“看见满街都是水流,街上人说道是消防队在救赵家楼曹宅的火,这火是北大学生们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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