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放射源都有一个金属的外壳，体积也不是很大，在正常的情况下，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金属物或者铅罐，人们很容易将这些东西当作废铁捡去，很多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如果不是因为日本核危机，山西省忻州市张芳的故事也许不会再被提起。
一个装有钴-60的金属圆柱，彻底改变了她和家人的人生轨迹。如今，“放射病”已经萦绕了她20年。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改变张芳命运的这种金属圆柱，可能就在我们身边，以我们不熟悉的面目无声无息地存在着。
放射源毁掉一个家庭
张芳至今还记得自己命运转折的那一天：1992年11月19日，张芳的爱人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正要干活时，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这个像是日光灯启辉器的金属体实际上装有钴-60放射源。张有昌毫不知情，他将这个金属揣在身上3个小时后身体出现了症状：恶心、肚子疼，不断呕吐……二哥张有双在医院陪护张有昌四天后也病倒了，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但无法确诊。
张有昌的父亲和岳父张丑寅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卫生厅断然否决，理由是忻州没有放射源事故的记录。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俩被带回家。
12月3日，经过了长达14天的折磨，张有昌告别人世。第二天，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后，张有双离世。他们的父亲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
张芳的三个亲人10天之内相续死亡，且症状相同，这让当地陷入恐慌。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
“我的女儿死也要死个明白。”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在北京的医院，他们被确诊为放射病。
张丑寅对这段往事不堪回首，同为辐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如果当时他背的是张有昌，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张芳因为当时已经有四个月的身孕，没照顾张有昌多久便回家休息，这使她躲过一劫，终于保住性命，虽然此后的日子里，她已然活在放射病的阴影下。
更让她感到揪心的是她的女儿张京生，由于在她体内已受到辐射，出生时，张京生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现在，18的张京生智商与儿童相仿，低于99.9％的人群，上完初中后便在家休息，找不到工作。
这个家庭悲惨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这也是中国第一起确诊的子宫内受辐照病例。
民用放射事故多
钴－60放射源究竟是怎么来到张有昌身边？中国疾控中心原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曾经负责对此事进行调查，他说，整个调查就像是一部侦探小说，他所写的《山西忻州放射事故及其教训》详细还原了这起放射源事故调查的经过。
他们通过山西医务人员了解到张有昌的口袋里曾发现金属体，这成了重要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最终找到了这枚放射源的来源：原来，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这枚下落不明的放射源酿成了张芳一家的人悲剧。
张芳并不是唯一的放射源受害者。最近，一部讲述中国首例核辐射受害者的电影《站起来》在国内上映，主人公宋学文由真人出演，15年前，宋学文在雪地里捡到了一条8厘米长的白色金属链，结果两年内相继失去了两条腿和一条胳膊。这条链子叫“伽玛源”，具有强力的核辐射，是前一天晚上从一台带有放射性的仪器中不慎掉落下来的。
放射源之所以脱落，缘于吉林省吉化公司操作人员违规操作，提前关闭剂量报警仪。而吉化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始终未曾正式通报，不知情的宋学文被辐射长达10小时，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研究员潘自强曾作过研究，核安全事故仍主要是在民用领域发生，核军工和核电站未发生一例死亡、放射病例。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核和辐射技术应用当中，却有10人死亡、49人罹患放射病以及16人皮肤烧伤。“到2007年，我国总共有10人因放射源和核技术应用导致死亡，占全世界死亡总数的17.2％。”
“使用放射源的单位复杂、使用范围广，用源单位的防护知识严重欠缺，再加上管理混乱是导致事故屡屡发生的原因。”王作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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