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武不是第一个“被精神病”的人。这样的事件不断出现的结果是,媒体开始呈现疲态。但职业新闻人面对来料时的那种特有的原始冲动,最终还是驱使我奔赴武汉。连续多日的调查之后,我发现,一切可见证据均指向徐武遭到携私报复的可能极大。从2004年开始,因为与单位领导发生矛盾,徐武就一直坚持对全霆等人的控告。而徐家提供的证据显示,那份最终导致徐武被“收治”的,由武汉精神病院作出的“司法鉴定”存在伪造嫌疑。按照这份“鉴定”显示的日期。徐武当时正被羁押。而多名知情者称,徐武曾在那间特制的病房里大喊“搞鉴定的医生连我的人都没见过,怎么作出的鉴定?”
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武钢选择了沉默。我所希望采访的包括钢城公安分局、武钢炼铁厂等所有的涉事部门,全部采取了回避的方式来应对。那个挂断我电话的武钢分局值班人员甚至大叫“南方的记者怎么采访到北方来了?”然后,就是一阵辱骂。
涉事机构的态度让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我的稿件需要面对公众和事实的检验,所幸的是,包括武钢第二职工医院在内的这些单位,仍有一些“看不下去”的人。他们给予了我宝贵的信息、证据支撑。这使得稿件得以尽可能完整地呈现真相。
采访中,“大盖帽”将我们围堵。一番交涉后,徐武已经年过七旬的父母仍被拒之门外。我是学法律的,即便是在押犯人,也是有会见权的。作为“病人”家属,徐桂斌和龚莲芳是有权见到他们的儿子的。
被殴打后的当天晚上,剧痛中完成了我介入此事件后的第二稿———《探秘武钢“疯人院”》。此间,从徐武父亲所在的武钢大型厂退休办书记张安平处传来消息——— 大型厂正试图通过高层回话,将徐武解救出来。但同时,他也含蓄地提出了条件“徐武出来后不能再去上访。这个权力机关很关注”。
实际上,连徐武的父母都无法保证,儿子出来后,是否能停止上访。张说,这成为大型厂高层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谈判桌上,没有了这个砝码,徐武的命运仍未可知。
就在昨晚,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和被指“跨省抓回徐武”的公安机关通过发布文字信息描述了“徐武曾在多年前,到北京试图搞爆炸,当初是应其家属要求才对徐作出的司法鉴定,并最终收押治疗”的过程。但根据徐武的家人和知情人士描述,所谓“到北京搞爆炸”,纯属当年赴京抓捕上访的徐武的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的结果。即便这一陈述并未得到证实,武汉当局也必须就以下问题给出答案:如果徐武当年涉嫌刑事犯罪,那么司法程序当初是否完全启动过?是否合法启动过?谁能证明?怎么证明?还有,此次徐武逃出精神病院,并赶到广州寻找媒体帮助,那些在电视台记者眼皮底下公然将徐武“掳走”的便衣男子,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是依据哪一条法律,采取的这次“跨省”行动呢?如果徐武确系精神病患者,那么,在被关押收治了4年之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了吗?如果不是,那他要被关押到什么时候?一年?十年?一辈子吗?
真相仍然在逃。作为调查记者,我的职责,只能是“无限贴近”;并诚实记录和呈现新闻元素。尽管很多时候,这种贴近和记录的结果,仍不是“事实真相”的全部。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很愿意以“究竟”的方式向它靠近。因为,那个仍被“收押治疗”、自由对他来说“遥遥无期”的徐武需要它,社会公众更需要它。(作者:纪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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