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眼中的胡耀邦:思想领域里一直没有禁区(组图)

1984年8月，胡耀邦视察黑河，在黑河岸边眺望前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受访者提供）

　　作风民主，敢让人说话

　　然而，意识形态的变革和发展总是曲折的。

　　1983年10月，二中全会结束后，“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这次运动已经不限制在思想领域，也波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青年人穿款式新颖的衣服都被视为精神污染，不准青年们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对养花也加以非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

　　虽然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显得克制而有分寸，但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的徐祝庆说，“清除精神污染的领域和范围在当时已经扩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

　　当时作家白桦的电影《太阳与人》（即《苦恋》）被当作精神污染的典型受到媒体批判，主导力量是《解放军报》，批判的火力很猛，几近酿成全国性的批判风暴。白桦去找胡耀邦，希望他能看看电影。胡耀邦没看，让胡德平去看，胡德平对此片持肯定看法。

　　“清除精神污染”对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仿若一个倒春寒，“有人借反对精神污染搞起了运动，突破了思想战线的范围，搞到了其他领域。许多省市的领导都出来‘表态’，给人的感觉是又要来一场运动了。‘是不是又要整人了?’这种气氛当时十分明显。”徐祝庆回忆。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不让女同志穿高跟鞋，剪掉人家的披肩发，剪开喇叭裤”等做法非常反感，他在团中央讲话时说，“你们反精神污染，也不能干涉群众生活呀。年轻姑娘留个披肩发你们就来剪，这叫什么呀?”他态度鲜明地找到时任《中国青年报》社长佘世光，“你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讲清楚这个问题，由《人民日报》转载。”1983年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4版加框刊登。文中着重提出，“这种把青年美化生活的愿望同精神污染混为一谈的情况虽然很少，但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1987年1月2日，因为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出现的“失误”，胡耀邦给邓小平写信，表示“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继续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

　　会议结束前，胡耀邦要秘书告诉家人，谁都不要去看他。他要在勤政殿休息、思考。两个星期后，他带着一些文件、书籍从勤政殿回到了一墙之隔的家里。关上家里和中南海之间的那扇小门后，一个政治家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

　　“与胡耀邦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民主，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他一直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德平回忆道。

　　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即对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说：所有干部的调动和提拔，都由中组部调查、审核，提出建议后不要报我，拿到书记处会上讨论。“从1977年12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的这段时期，他没有私自提拔或调动过任何一名干部。”胡德平说。

　　“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

　　1989年4月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突发心脏病，后于4月15日去逝。骨灰安葬在他曾奋斗过的江西省共青城。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