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之子:与毛泽东合影上父亲被换成一扇门板(图)

　　我家里存有一张照片，是在延安凤凰山上，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博古站在最左侧。后来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文 秦铁 周海滨

　　30 岁的博古（秦邦宪）是一位戴一副深度眼镜的高个子儒雅男子。时至今日，这位中共中央前总书记、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给人的印象似乎仍是模糊的。

　　24 岁，他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的位置；28 岁交出领导大权；39 岁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博古的身影永远停留在了1946 年。

　　去年，笔者在中央音乐学院对面的一家书屋里采访了博古的儿子秦铁。回溯往事，考证过去，试图追问出他心目中最真实的父亲。

　　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父亲原名秦邦宪， 祖籍无锡。祖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三十二代孙。

　　父亲1907 年6 月24 日生，年幼时曾经在无锡上私塾。1921 年他14 岁时到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 年9 月他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父亲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五卅惨案发生时，18 岁的父亲是苏州学联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苏州工专举行全校学生声讨大会，并带领20 多个学校3000 多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他那时正患肺病，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

　　1926 年10 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局要求父亲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

　　父亲的“左倾”错误的确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不注意到“共产国际”。可以说，成也“国际”，败也“国际”。一方面，“共产国际”培养中共人才，给革命者信心，让大家相信，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在俄国已是不争的现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某些不切实际的“遥控” 和“命令”使中国革命吃够了苦头。共产国际你不能不听，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你听了就要承受后果。李立三就是不听共产国际的，不给撤了么？你是个支部啊，就相当于现在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指示你能不执行么？所以我们也不怨天不尤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是：有理则听，无理则不听。

　　24 岁的总书记

　　1931 年4 月下旬，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出卖党组织，出卖共产党人，并供出许多党的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党的组织被破坏。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两万，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一万大洋。9 月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我（博古）家，告诉父亲：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担任军委书记，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要父亲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当时很吃惊，提出，这样不符合组织手续（因为父亲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周恩来、王明回答说，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电告共产国际批准即可。父亲服从党的安排，把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不考虑个人安危，就是这样临危受命挑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负责人，时年24 岁。

　　就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父亲、张闻天、卢福坦是常委。后来有不少人认为，这个临时中央是不合法的，但毛泽东在1944 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阐述。他表示，现在查到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批准过，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合法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

　　关于父亲是否担任过总书记历来有些争议，当时党内在苏区的报纸里面出现“总书记”，1999 年版的《辞海》称他为“负总责”，2007 年出版的《博古传》也称为“负总责”。有称他为“总书记”的，比如《红色中华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常常称我父亲为“总书记”。我认为父亲应该是担任总书记的，最近在南方局成立70 周年发行的个性化邮票也承认博古是总书记。所以，现在可以说官方已经承认他曾是总书记了。

　　照片上的父亲被换成了门板

　　我家里存有一张照片，是在延安凤凰山上，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博古站在最左侧。后来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我第一次看到这张三人照是在北京一张报纸上，我给报社打电话反映这照片不对，又根据他们的回答找到了某出版社。出版社刚开始表示他们不会错，但我家里有原始照片，是新华社成立30 周年的时候给我们的一张四人照片。我母亲张越霞1979 年3 月病逝后，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程宏毅同志到我家慰问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时，我拿出四人照片和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某杂志登载经过篡改后的三人照片，给程宏毅同志看，他看过以后立即指出四人照是原照，而三人照是经过修改的，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尊重历史恢复原照片的原貌。程宏毅同志当即答应回去后向党中央反映。1979 年6 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都把四人照放大成巨幅照片陈列，以示拨乱反正。

　　后来出版社洗了一张大的照片给我，专门向我们赔礼道歉。到1979 年6 月份，军博、革博，都把4 人照放大到一人多高，进行展出。至于是谁改的，已经无处可查。应该是“文革”时期改的。

　　尽管这件事情已经纠正了，但在我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发现三人照还是流传很广。

　　60 年后我采访父亲遇难目击者

　　1946 年4 月8 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父亲。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去了四人，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因为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大家说飞机可能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天气好了再飞回来。4 月9 日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时任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叔叔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重庆，而是失踪了。

　　黑茶山是座2400 米的高山，山下有一个庄上村，张根儿老人当年是民兵队队长。他清楚地记得1946 年4 月8 日那天的情景：黑茶山上下着雪，山下却在下雨，给人感觉雨雾漫漫。当天下午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着着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当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因为敌我不分，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上12 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中央让我们寻找。

　　次日，黑茶山下的村民捡到父亲和黄齐生的两枚图章，确定了这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那架失踪的飞机。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80 里处撞上海拔2000 多米的黑茶山爆炸起火，坠毁山崖。机上我方13 人和美方4 名机组人员全部蒙难。

　　张根儿老人2005 年还健在，75 岁的张老向我回忆说：当我们赶到飞机失事地点，惨状目不忍睹，十几具烈士遗体分散在飞机残骸四周，面目全非，地上半凝固着殷红血迹。他说，首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了父亲和王若飞、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遗体都很完整。此外，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古。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

　　遗体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3 万多人。4 月19 日，延安3 万多群众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我还不懂事，就知道人山人海，花篮和花圈像海洋，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词。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父亲死的时候，我已是6 岁的“延安娃”，因为6 岁孩子对死不懂。我看那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亲告诉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后来感到非常内疚。（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