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苍县危重尘肺病患者钱加凯
陈久红，是无数尘肺病患者的一个缩影；在四川广元市，像陈久红这种的危重患者到底有多少，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
４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该地区的尘肺病患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然而因各种现实困难，终难获得更多详实的资料。
与其他地方的患者一样，广元的部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患者其生存状况让人担忧，面对病痛和死亡，他们除了沉默就只有等待。
“劳动致富”的代价
本报记者通过长期的采访，发现不管在四川的广元、凉山、乐山，还是在甘肃古浪，抑或在江西修水等农民工尘肺病集中爆发的地区，都是经济落后的区域。
资料显示，四川旺苍县１９９３年农民人均收入为７０７元，２００６年为２１５８元；甘肃古浪县１９９６年农民人均收入为６３０元，２００７年为１８１４元；江西修水县农民人均收入为１９９３年６２９元，２００７年１６１２元。
三县农民人均收入在１４年里增长约为３倍，但外出务工的患尘肺病的农民收入呈现负增长。
“当年，为了生活远离家乡，每个人都带着致富的梦想到矿山打工。劳动强度大一点，无所谓；生活环境差一点，无所谓；工作环境差一点，也无所谓……但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在这种粉尘浓度很大的环境里干活会死人的！”苍溪县尘肺病患者赵成强如是说。
每个尘肺患者去世时，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也为家人留下了一大笔债务与无尽负担。
尘肺病患者杜长柏去世后，妻子彭燕一个人带着儿子生活。２０１０年，儿子考上四川大学。孩子上学一年近１００００元的学费，每月１０００元的生活费。为了供孩子上学，彭燕不得不远离家乡，前往天津一家钢管厂打工。
“（他）临走的时候才３７岁……” 彭燕电话中说。
彭燕在成都一家建筑公司工地干了一年活，每个月１０００多元，但去年一年１００００多元的工资至今老板还未发给她。
“那时我还小，只知道父亲在甘洛县挖铅。父亲病重时，我正在读初三。”杜长柏的儿子，在四川大学学习的杜世学说，父亲在华西医院住院时，有一次晕过后，感觉自己不行了，要见他一面。他特意请了一周假，到成都看望父亲。医生告诉他，父亲病情很严重。后来就回到家里，不到３个月，父亲就去世了。
“上高中的时候还想过要找企业索赔，但由于自己正在读书，毕竟父亲已经去世了，就暂时搁下这个念头。”小杜说，“上高中的时候，每个寒暑假都跟妈妈在成都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住在工棚，吃在工地，为自己攒点学费。”
记者调查发现，自２００３年以来，尘肺病开始集中爆发，每个患者每年近万元的医药费，早已让每个尘肺患者家庭负债累累，陷入绝境。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有积蓄，没有一个家庭不欠债。病情较轻的患者大多欠债在１万元―２万元，病情较重者欠债在３万元―５万元，病情严重者欠债在５万元―８万元。
一个个家庭，２０年间，从贫穷脱贫，甚至到富裕，却被尘肺病再次拖到贫困，甚至极贫，被死亡笼罩，陷入生活的绝境。
悲哀的包工头
苍溪县尘肺病患者赵成强，广元尘肺病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从１９９１年到２００５年，他一直在甘洛铅锌矿干活。
１４年间，他至少在１５家铅锌矿井当过炮工。“政协１号井，田坝５号井，田坝６号井，柳沟５号井，冶炼二厂２号井，赤普２号井，铅锌矿３号井，埃岱１１号井、２０号井，埃岱４８号井，农行５号井，９１５矿区６号井，普昌１号井，沙俄祖９号井，部队１号井……”赵成强一口气说出１５个矿井。
埃岱４８号井是赵成强干的时间最长的矿井。２０００年，他承包了这个矿井，带着近２０个矿工打炮挖矿。炮工以广元人为多，拉矿石的大多是凉山州当地彝族人，多为雷波、美姑、昭觉三县的。
后来，他又承包的冶炼二厂２号井。
但赵成强承包挖矿已经是到了甘洛县铅锌矿问题最突出的时期。２００３年，四川省专门组成以副书记为组长的调查组，清理整顿混乱无序非法开采的甘洛铅锌矿。
“我当时投资了１００多万元，整顿期间，矿证被收了……所有投资血本无归。”赵成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当炮工挣了些钱，但开矿所需资金大多还是向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借的。”
２００３年后半年，闲下来的赵成强发现自己身体不适，检查为尘肺病。
赵说：当年承包挖矿的借款，后来基本还清了。由于自己懂技术，再次向兄弟姐妹借了４０万元资金到别的地方承包挖矿，却被人骗了。今年，他到湖南一家矿上打工。因为他要偿还４０万元借款。现在，每个月还要花费近４００元药费。
“我也是受害者。”赵如是说。“现在钱没了，矿也没了，只留下一身的疾病，我又该向谁去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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