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中国经济:1978年4个大学生凑不出5分钱

　　大学校园匆匆忙忙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生。新一届学生的入学时间是1978年2月。校园里面满目疮痍，全是革命年代的痕迹。大字报、大标语挂在墙上飘飘扬扬，毛主席的语录四处张贴，清晰可见，有如《民族文学》杂志社的副编审岑献青所说，“像个来不及洒扫庭院的主人”。尽管“主人”措手不及，新的学生却在不断地涌进来。又过了8个月，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第二批学生也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批。一个新的名词成为流行用语：“新三届”，用来特指这三批入学的大学生。这是相对于“老三届”来说的，那是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的主力横扫天下，又纷纷落难江湖，漂流四方。现在，他们竟成了大学校里“新三届”的主要部分。

　　大学校里一下子就集中那么多的人，也集中了那么多的故事。一场空前绝后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一群空前绝后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和年纪最小的几乎是两代人。不少人已经是父母。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都去上学。“我总以为我经历了很多，无论是生活的苦难，还是心灵的苦难”，岑献青说。他在这个春天走进北京大学。他有一个当过伪保长的外祖父，一个地主出身的外祖母。伯父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供职，又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上吊自杀，母亲是右派，父亲则是走资派。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小煤矿里生活了 20年。他就是带着这些走进北京大学的。不料他在这里却发现，他所遭遇的苦难，与他的许多同学相比，真是算不上什么。“很多同学所经历的苦难比我更要深重许多倍，”他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忍卒读的、充满辛酸血泪的故事。”但是，“新三届”现在不再说这些过去的事了。倒不是不堪回首，而是他们太珍惜现在的生活了。“一种生命的紧迫感骤然而至”，岑献青在谈起那个时候北京大学的生活时写道，“所有的人都在匆匆地赶往教室，匆匆地赶往图书馆，排着长长的队伍买中外名著，跑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看重新放映的中外电影……就像海绵吸水似的，人们拼命地读书，如饥似渴。”

　　老师们又回来了。他们面前的这些学生曾经那么凶恶。给他们戴高帽、挂木牌，强迫他们把腰弯到地面上，把他们叫做“黑帮”、“学阀”，或者直呼其名。但是现在，一个个满脸的求知欲望，又重新把他们叫做“老师”或者“先生”了，重新给他们倒开水了。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说：“作为那时给他们上课的教师，我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讲授者和接受者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一份共鸣的快乐。”另一位老师，袁行霈先生说：“我真喜欢给你们上课，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凡是在我觉得应该有反应的地方，你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各种各样的“红卫兵团”全都解散了。新组成的是各种各样的文学社。起名叫做“早晨文学社”，或者叫做“五四文学社”。北京大学一个欣欣向荣的刊物叫做《未名湖》。32号楼前办起了文学社的作品专栏，用的还是那个很朝气蓬勃的名字“早晨”。每逢吃饭时间，很多人端着饭碗挤在那里边吃边看边评论。那时候很多学校连个像样的食堂也没有。菜真是便宜，几分钱就买到一大盘，但是却没有桌子和板凳。学生们排很长的队买到饭以后，就把饭碗端在手上，把菜盘放在地下，蹲成一圈，一边吃一边说话。同学们之间不谈女人或者男人，也不谈谁左谁右谁有钱谁有一个好爸爸，“大款”这个词还要过好几年才发明出来，大家只谈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全都是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不过，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是空的，没有钱，其中最贫穷的同学已经可以享受全额助学金，每月十九元五角。这点钱在买了最简单的衣食用品之后，就一点也不剩了。有一回北京大学里的四个学生去逛街，一条街走到头，却没有谁肯掏钱买东西。再转头往回走，忽然看见新华书店门口推出一辆平板三轮，上面一堆旧书。降价了!大家围上去，你挑我拣，最后大家一致选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底有圆珠笔手写的字遮在原价处：五分。于是大家全都慷慨起来，争抢着掏钱付账。然而这时出现了尴尬的事：四个大学生倾囊相凑，居然付不起五分钱。于是大家扔下那小册子，仰天大笑离去。这些人全都经历过穷困潦倒的日子，不仅不会为了这点小事觉得不好意思，还会认为自己是一步登天了。就好像岑献青说的：“谁能告诉我，我是在哪一世修下的福?”

　　新一代大学生如此这般安贫乐道了几个星期，就到了3月 18日。他们在广播里面听到科学老人郭沫若的充满激情的呼唤：“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大家都觉得一点也不夸张。不过，没有谁会知道科学大会主席台后面的那些故事。故事里的主角是邓小平，其他角色是华国锋、汪东兴那些人。情节挺曲折，又很隐秘。直到20年以后，才由一些记者、作家和理论家们把它揭露出来。根据叶永烈叙述，邓小平的“三一八”讲话稿曾由多人审阅，亦曾引起批评的意见。比如，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就说过：“这稿子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汪还批评说，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指示，而邓小平的讲话稿里面却不加引用。比如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要改造世界观，就完全“应该谈一下”。有证据表明，邓小平很快知道了汪东兴的意见，但却束之高阁，还表示他的讲话稿“一个字也不要改”。此后又有吴冷西的两个意见传来，一个是修改一个标点符号;一个是取消“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这一判断，改为“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吴冷西的意思是，“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毛主席说的，引用毛主席的话比较合适。这显然出自善意，也许吴是想用一种更委婉的办法来承认时代的变化，但是这显然不符合邓小平的本意。几个月后，全中国的人都会知道，邓小平不能容忍的，正是用毛泽东的只言片语来约束时代的进步。他在10个月前所说“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其实也就是针对这种教条主义的风尚。但是现在，邓小平对这些事情却抱着一副隐忍不发的态度，只是就事论事地回答吴冷西：“第一条意见，接受;第二条意见，不改!”

　　在这个春天里，中南海里的冲突就这样一闪而过。大家似乎全都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但又全都绕了过去。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和邓小平副主席的讲话相继见报，令人惊讶地显露出重大区别。比如华国锋一味地说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邓小平却第一次提出了“拨乱反正”的概念。华国锋说，我们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邓小平却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只有一家报纸指出了这些情况，还说这是针锋相对。不过，这是台湾的报纸而非内地报纸。当时内地的舆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就算注意到了也不会评论，更不会同仇敌忾地指责这是在分裂中央，至少也是制造耸人听闻的谣言。国内的报纸全都沉浸在一派声光烨然的气氛里，根本不会承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1978年的这个春天，乍暖还寒。（作者：凌志军、马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