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只有少部分新移民会将主要资产和生意带到国外,在当地主要的投资行为以拥有房产和股票为主。
“我家庭的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史。”面对客户的时候,李华学总喜欢讲自己家族的故事,虽然这很不符合西方文化公私分明,保护隐私的传统,但李华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能让客户们知道,他们现在处于一个多么好的时候。”
澳大利亚人李华学是上海一家移民公司的合伙人,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我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费留学并留在澳大利亚,也就是‘洋插队’,我妻子的祖辈是晚清时候作为劳工去美国修铁路的,侥幸没死,辗转去了加拿大。”
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无形中带动一个新产业的崛起。2009年,李华学和妻子陈梅重回中国,开始做移民中介。“如今移民的中国人,不再是劳工和‘洋插队’,而是投资者。他们想要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身份,而更看重赚钱的机会。”
辛酸的前辈
中国人移民海外,古已有之。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下南洋”,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
史载,鸦片战争之前,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约为150万人。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移民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
当时移民海外的主要是华人劳工。
陈梅的祖辈也是此时离开福建的。“美国的工头也不拿中国人当人,每天都有劳工客死异乡。等到铁路修完,村里同去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个。”在她很小的时候,长辈就告诉她这个辛酸的开始。“经过三四代人的拼搏,我们才融入了澳大利亚社会。不被歧视,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当地人一样。”
李华学父亲的移民,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1987年,李华学的父亲自费赴澳大利亚留学。“就带着一个手提箱,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1000多美元。前途未卜、背井离乡、举目无亲。”
李华学说,为了维持生计,父亲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但因为拿的是留学签证,学费还是得交。而找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累,薪水最少的,即便如此,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给8万多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李华学的父亲成为澳大利亚人,如愿以偿。几年后,李华学父亲所在公司登陆A股市场,成了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而在赴澳留学前,他已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是猛龙不过江,大多数的“洋插队”故事,都以辛酸和无奈收场。
当时,在华人移民中就很流行这样的调侃:“餐馆端盘子的多是硕士,开出租的起码是博士,找到公寓扫地的工作,那要博士后。找一份工作,起码要走破3双鞋。”
至今,李华学的父亲仍在当地开出租车为生,“对于我们回到中国,他们总是有很多感慨,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轮回。当年如果不出去,当个上市公司领导,比开出租不知强多少倍。”
“上世纪9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很少有人重新达到当时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李华学说。
新移民的阔绰生活
在李华学看来,现在的中国移民,“是移民历史上地位最高,财力最雄厚的一波。”
徐舒婷是浙江人,2008年全家移民加拿大,并在温哥华的唐人街买下了3套公寓,延续了在国内的投资传统。
但到了加拿大,徐舒婷才发现真实的唐人街和电视上看到的并不一样。几年前,温哥华政府在这条街上收购了一些房屋,改造成廉租屋,提供给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其他生活需要救济的人群,例如吸毒者,后来,这个区域附近的居民,能搬走的基本都搬走了。
有了前车之鉴,徐舒婷找了家华人开办的房产中介公司,想买一套别墅自住。“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西温,那里面向太平洋,背后是原始森林,一直是全加拿大最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中介说去西温看房子的人,一般会被三件事震撼---海景、豪宅,价格。温哥华地区最好的学校几乎都在这里。”
另一个选择是北温。这里是经济版的西温,同样的背山面海,只不过面对的是一个海湾,但房价却便宜很多。
最终,徐舒婷还是住在了西温,豪宅的价格让同是华人的中介咋舌,“中介老王的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他说如果知道改革开放造就了那么多赚钱的机会,他一定会留下来。”
唏嘘不已的老王,以为徐舒婷住在西温是看重那里的学校,“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早些年,西温的房子是不允许卖给有色人种的。”徐舒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徐舒婷也没有在西温住多久。尽管拥有英语6级的证书,徐舒婷依然觉得很难融入当地人的圈子。
2010年,徐舒婷又搬到了列治文区。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新区,虽然没有海景和参天古树,却有四处可见的华人。
公开资料显示,列治文目前有17万人左右,其中华人占了9万,温哥华300多家中餐馆中,1/3在列治文,超市里的中国商品甚至比中国还要丰富,银行、超市、商城也全都有中文服务。
在这里,徐舒婷结交了新的华裔朋友,并且参加了那里的“太太看房团”,“老公虽然移民加拿大,但实际上,除了换了个国籍外,没有任何变化。生意都还在中国,所以大部分时间也都在国内。”徐舒婷说,这样的状态在近几年移民加拿大的华裔中非常普遍,“很多都是老婆带孩子在国外,但国外生活节奏缓慢,不适应。于是就一起在加拿大炒房。”
在加拿大炒房赚不到什么钱,这让徐舒婷逐步丧失了兴趣。2011年春节,徐舒婷回到中国,“生活好像回归了正常状态。”
对她来说,除了高福利、好的医疗和教育,“移民好像并没有多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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