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栋多次走进“被艾滋”的肇始地，他想讨一个说法 快报记者 李梦雅 摄
说起“被艾滋”的经历，吴长栋依旧心有余悸 快报记者 李梦雅 摄
献血后，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吴长栋被误诊为HIV抗体呈阳性。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0多天，吴长栋依旧没有从恐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感觉自己得了“恐艾后遗症”
2009年11月5日，对在常州打工的邳州人吴长栋来说，是值得骄傲的一天。这一天，他走进常州的一辆献血车，作了首次无偿献血。然而这份骄傲仅仅维持了一天，第二天，吴长栋便接到了邳州疾控中心打来的电话，说他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这一消息令吴长栋如遭五雷轰顶。回到老家之后，魂不守舍的他在父母的追逼下，道出了实情。吴家顿时像坠入了地狱一般。吴长栋偷偷买了安眠药准备自杀，69岁的母亲也不打算活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吴长栋先后到徐州某医院、徐州疾控中心、常州疾控中心、江苏省疾控中心做血液检测，结果所有检测均为正常。
拿着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报告单，因“被艾滋”被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吴长栋决定找相关部门讨个说法。虽然事情已经过去500多天，但是吴长栋对快报记者表示，他依旧没有从恐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得了恐艾后遗症。
据悉，目前江苏省卫生厅正在调查此事。
[献血]
第二天被告知染上艾滋病毒
吴长栋出生于1975年11月，是徐州市邳州燕子埠镇人，今年36岁。几年前，吴长栋离了婚，年幼的女儿判给了他抚养。由于他要在常州打工，女儿便放在老家交给父母带。吴长栋在常州的一家工厂开卡车，由于技术过硬，他的工作一直受到老板的肯定。
2009年11月5日，吴长栋闲来无事，出来闲逛，当他到达湖塘乐购门口时，看到一辆献血车停在那里。“当时有个念头想献血，觉得献血也是对国家的一种贡献，如果有人输了我的血活了命，那是一件很骄傲的事。”吴长栋说，他的血型是B型，身体一直都非常不错。
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吴长栋立即走上了献血车。按照程序，护士给他做了基本检测，并很快告知他，没有问题，可以献血。“听护士这么说，我真的很开心，然后就输了400毫升的血。”吴长栋说。他随后拿到了一个纪念封，还有一个写着无偿献血的布袋，一本献血证。“真的觉得这事特别自豪，回到厂里之后，我立即就和工友炫耀，说我献了血，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很不了不起的事情。”吴长栋说。
但是，这份骄傲仅仅维持了一天。11月6日傍晚，刚刚吃过晚饭的吴长栋正在宿舍里休息，手机“丁零零”响了。“我的噩梦从这个时候开始了！”吴长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打电话来的是吴长栋老家、邳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艾科的胡医生。“你是吴长栋吗？”“是！”“这里是邳州市疾控中心，你在常州献血时，查出来血液有问题！”对方说。
“当时一听有问题，我以为是乙肝什么的，根本没想到艾滋病这一块。”吴长栋说，在他的追问下，胡医生表示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听到医生这么说，我立时感到五雷轰顶，心想着这个世界上从此后一切美好事物都和我没关系了。”吴长栋足足愣了几秒钟，这才回过神来。“你赶紧回家来，有些事要问你，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要和你交待。”胡医生又说道。
吴长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挂上电话的，他只知道，“艾滋病”这三个字，瞬间占满了他的脑袋。
还没等吴长栋从医生的这个电话中清醒过来，他的手机又响了。他一看号码，是家里的电话，吴长栋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任凭它直往外流。手机一直在响，吴长栋担心自己不接电话会让父母担心，马上找了块毛巾擦了擦脸，又清了清嗓子，接了电话。“是我姐，我妈在她旁边，我姐说，刚刚接到邳州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我的血液有问题，她们想问问我到底怎么了！”吴长栋说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疾控中心在打电话给他之前，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家中。“我没事啊，可能是甲肝吧，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这算什么事啊！我明天回来，你们别担心了。”吴长栋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句话一说完，他就以自己在忙为由，匆匆挂了电话。“不知道那头，我的家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有一天混一天吧，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吴长栋说。
[恐惧]
哭了一夜后为自己安排后事
吴长栋的姑姑是个医生，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他曾经听姑姑说起过，一旦感染上了艾滋病，那离死期也就不远了。当天晚上，吴长栋一夜没睡，想着想着就开始哭。吴长栋一家兄弟姐妹共四个，他排行老三，是家中唯一的儿子，自小就是父母的命根子。而当时已离婚的他，正承担者抚养女儿的责任。“想到父母很快就要没我这个儿子了，想到我自己再也不能见证女儿的成长了，想到姐姐妹妹们喊着我的名字，想到我死后，他们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吴长栋说。
那天晚上，他甚至已经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如果他真的要走了，他会把孩子留给姐姐，求姐姐帮忙抚养。“总之什么都想到了。一闭上眼睛，就是女儿可爱纯真的脸，老母亲老泪纵横的样子！”虽然已时隔一年多时间，但吴长栋谈到当天晚上的情形，仍然泣不成声。
不过，在心里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同时，吴长栋又冷静了下来，细细回想自己为什么会感染上艾滋病毒。“我查了资料说，艾滋病毒感染分三种途径，一种是母婴传播，我都30多岁的人了，这肯定不会。还有一种是血液传播，我从来没有输过血什么的，也不可能。最后一种就是性传播，我虽然和老婆离了婚，但从来不会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吴长栋说，他一遍遍问自己，怎么会传染上这种病，怎么也想不通。
第二天，吴长栋的两只眼睛都肿得跟核桃似的，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他用冷水敷了敷眼睛，但是不奏效。没办法了，他就戴上了平时开车时戴的墨镜。“虽然很滑稽，但是不管这么多了！”吴长栋说。
随后，他找到了工厂老板，提出辞职。当时工厂业务非常繁忙，而吴长栋在工厂干的时间比较长，工作又勤快，他提出辞职，无疑是撂挑子给老板看，老板当然不同意。“他问我为什么辞职，我就是不说，而且心情不好，语气也不好，就跟他吵了起来。”吴长栋告诉记者。
“老板平日里就对我比较好，钥匙什么的都交给我保管，对我很信任的，他看我执意要离开，最后还是同意了，并把工资结清了。”吴长栋说。拿上了工资，这个平日里和工友们打成一片的男人也不敢和工友告别，一个人背着包偷偷地离开了工厂。“是因为很害怕工友们问，这么丢人的事，还是一个人灰溜溜地走比较好。”吴长栋说。
[确认]
领取感染艾滋病毒告知书
“那天怎么到火车站的我都不知道。”吴长栋说到了火车站后，他买了一张当天晚上的票。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吴长栋回到了邳州农村的家。
吴长栋告诉快报记者，当时他父母还有二姐都在家里。他回家后，家人们没有表现出一丝喜悦，反而都是一副很恐惧的样子。“孩啊，你到底出什么事了啊？”老母亲一把抱住了吴长栋反复问道，“电话里不是说过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是甲肝！”吴长栋尽量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看着他们不安的样子，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哀，但眼泪只能往心里掉。”吴长栋说到这儿，眼泪又掉了下来。
他的这番“不在乎”短时间内骗过了父母，但是他的二姐却并不相信吴长栋。“二姐怀疑我一个单身汉，在外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染上了什么病，所以她第二天一定要跟着我去疾控中心。”吴长栋说。
2009年11月9日，吴长栋找到了邳州市疾控中心的胡医生。按照医生要求，吴的二姐不能进到病房里面来。“医生问我平时有什么不安全的行为等等，又问了我不少其他问题，我都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之后，医生让我签了一个HIV抗体阳性者告知书。”吴长栋说。
“我跟医生说，你帮我重新做检测行不行，医生说，他这个是从常州中心血站那边确认之后传过来的，不会错的。他们不能给我重新检测。”吴长栋说。之后，医生又详细给吴长栋介绍了他该注意哪些事项。
“出来之后，我就和姐姐说我这是甲肝。”吴长栋说，怀揣着这份HIV抗体阳性者告知书，他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家中。随后，他按照医生所说，把碗筷都进行了隔离。
不过，当时令吴长栋稍许欣慰的是，女儿被检查出来是正常的。“我带孩子去，家里人很不解，我和他们说，甲肝也许也会传染，所以带孩子去做个检查，我们也好放心。”吴长栋说，在等待女儿检测结果的那段时间，他在心里默念着，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平安。
[坦白]
母亲得知后当场晕厥
此后几天，吴长栋尽力克制住自己，虽然根本吃不下饭，但是在家人面前，他还是尽量做到和以前一样。“饭大口大口地吃，活照干，但是到了晚上他还是整夜整夜地失眠，而一到白天，他又很困。”吴长栋说，他虽然小心翼翼，但还是被细心的母
亲看出了端倪。几天之后，在父母的房间里，吴长栋经不住母亲的再三逼问，终于控制不住，大哭起来，并说出了实情。“我一说完，我妈妈就晕过去了，整个人都硬了，我们立即掐她人中，喊她，还好醒了过来。”吴长栋说，当天晚上，全家人抱在一起，哭了一夜。那天晚上，母亲没有责怪吴长栋一句话，只是不停地念叨着，为什么厄运会降临到这个家。
和家人坦白了之后，吴长栋再也不需要伪装自己了。白天，他就看着女儿和父母发呆，晚上则想着用什么方式结束自己。“当时我想自己感染上这种病毒，活在世上只能给社会和家庭带来危害。我那时真的很绝望。我想过上吊、想到喝农药，但一一被我否定掉了，我怕孩子看到我死后很难看的样子会害怕，最后想到了吃安眠药。”吴长栋说。
打定主意之后，他借口出门买东西，跑到外面买了一瓶安眠药，想在晚上口服下去无痛苦地死去。但是，吴长栋也搞不明白，在他这次买了安眠药之后，父母突然把他看紧了，就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父母也是轮流陪着他。有时候父母也故意安排女儿陪着在他房间睡。这样，吴长栋根本找不到机会自杀。
[复检]
4次检测都没事，但依旧心有余悸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怎么会感染上艾滋病，我不是个随便的人。”吴长栋说，冷静下来后，他抱着一丝侥幸，决定再搏一搏，再去查一次。11月25日的前几天，吴长栋来到了徐州市贾汪区医院，用“张鹏”这个化名，做了一次检测。“看着护士帮我抽血，我心里一直在祈祷。”吴长栋说。11月25日，他拿到了检测报告单，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阴性”二字。虽然是“阴性”，但吴长栋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在医生的建议下，他第二天又来到了徐州市疾控中心做检测。“还是用张鹏的名字，做了个快速检测，结果还是阴性，这个时候我心里好受点了。”吴长栋说。
吴长栋说他还是感到不放心，于是在12月4日、12月21日，他又用自己的真名在徐州市疾控中心做了两次检测。两次结果显示都为“阴性”。“当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觉得这么严肃的问题都会搞错。”吴长栋说。在确认自己正常之后，吴长栋喜极而泣，并把好消息告诉了家人。“一家人都觉得像做梦一样。”吴长栋说。
从被告知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到“恢复”成正常人，虽然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但吴长栋瘦了十几斤，精神上承受了巨大压力。“那半个多月，对我来说，天昏地暗的。”吴长栋说。
虽然被确认正常了，但吴长栋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状况。他每天就躲在家里，看着女儿玩耍，看着父母干活，不想出去和人接触。而在家里足足歇了半年之后，他才想到重新出来找份工作。“但是心里面像有了阴影一样，晚上睡觉老是被吓醒，做的梦就是有人告诉我，我得癌症了，得艾滋病了……”吴长栋说。
深夜被吓醒之后，吴长栋就会马上找出自己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检测报告，看到“阴性”两个字，他会告诉自己，之前的事只是一场梦。后来，为了让自己心里更安慰一点，他去了江苏省疾控中心做检测，检测结果依旧是“阴性”。“我跟自己说，江苏省疾控中心这么权威的部门做出来的报告都说我是个正常人，那说明我真的就没事了，我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吴长栋说。
拿到江苏省疾控中心的报告之后，吴长栋才扔掉了安眠药，心理上也稍许好受一些。
去年上半年，吴长栋回到常州干起了老本行，继续开起了大卡车。虽然生活恢复了平静，但他说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像以前那样，会和工友们说说笑笑，人变得很敏感，不再开朗。在他的世界里，他听不得任何关于艾滋病的事，家里人也不能再提到这个词，甚至于他对血也害怕得要命。有时连在街头偶尔看到献血车，他都会不寒而栗。他感觉自己得了“恐艾后遗症”。
郁闷之余，吴长栋决定去维权。他先去了常州中心血站，要求血站恢复他的名誉，但是血站的答复是，他们都是在按照正常程序工作的，责任不在他们。 “后来我在常州找了个律师，那个人叫我把事情全权委托给他，但是事情过了一年，也没有任何说法，现在我已经跟那个律师解除了合同。”吴长栋说。
下一步，吴长栋决定再重新找个律师，为自己讨个说法。“这件事情给我和我的家人精神上打击实在太大，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跟我道个歉。我不知道责任究竟由哪个部门承担，但至少他们把我弄错成艾滋病人，这是一个事实，我前前后后到徐州、常州和省里面做了多次检测，每次检查都说我是正常的。这事有关部门总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吧。”吴长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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