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坚守
“一种失去了自我的悲伤时时困扰着我，一种寻回自我的希望又时时激励着我。”这是1994年6月龙进品写下的自勉。这一年，他调回公郎法庭，同样是这一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火把节那天，他父亲为了偿还供他念书欠下的高利贷，背井离乡进城打工。
龙家兄妹4人，两男两女，龙进品是长子，父亲龙云肖和母亲马月秀都是朴实农民，他们的能力只够供一个孩子继续念书，这是高小文化的龙云肖最大的遗憾。“不是我心偏，这4个娃娃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是我的4只眼睛，实在是家里太困难。”为了供龙进品念大学，龙云肖借了两三万元的高利贷，钱是一点点凑起来的，“4分利、6分利、8分利都有”。龙进品毕业前，龙云肖没有进城打工，家中老人还在，由他赡养，妻子一直体弱多病，剩下的几个孩子也小，实在走不开，除了务农，他也在附近做些小生意，买些小牛、小马，去置换肉牛，然后再卖掉，挣的都是走乡串户的辛苦钱。
往事久远，龙云肖的记忆只剩了片段：“我去临沧买牛，在深山老林里中了瘴气，病倒了半年。”“家里养的一头黄牛卖了600块，全部拿给他。”“家里还有一头水牛，我牵着牛去给人家打工，农忙那20多天，工钱30元一天，我可以挣出一家人的钱。那头水牛很好，我后来把它卖了，700块，买的人还多给了20块，说给我儿子上大学用。”再回忆这些，从清真寺做完礼拜出来的龙云肖语气平静，没有丝毫的苦大仇深，反而面带笑容念着别人的好。
利滚利的债务，一度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债主上门是常事。刚毕业的龙进品虽然也努力帮父亲还债，但他的工资实在是杯水车薪，他也只能看着父亲和弟弟背井离乡。龙云肖去的是昆明玉溪的砖窑厂，替人搬运窑砖，布满老茧的手上，又新添了许多烫伤，“一辆大东风车，4000块砖，两个人搬一两个小时，一车8块钱，一人4块”。这些苦他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他离家半年后，父亲龙文才过世，自己没能守住身边。龙文才是公郎清真寺管理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上世纪50年代清真寺遭遇火灾后的重建中他起了重要作用，在村里德高望重。
从1994到2000年，龙云肖在外打工整整6年，连过年都没有回来，只因为“过年更好找钱”。这也是龙进品相当困惑的6年，他自己也说：“直到2000年以后才想明白，心里安定下来。”显然，身为长子无法完全扛起养家职责的愧疚、法科学生与乡土法官之间的落差，都是困扰他的问题。龙云肖记得，毕业前龙进品已经在大理州上的律所实习过两次，“他也想过当律师，但是还没毕业，南涧县就直接去学校要人，希望他能回来”。他还记得，龙进品有过开办律所的想法，“在家里说起过，但家里没钱支持他”。
科班学生到乡土法官之间的落差摆在那里，基层法庭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都是民事纠纷，刑事自诉案极少，案情类似，法理简单。龙进品唯有自我勉励，就像他在1995年4月的日记中所写：“基层工作是枯燥的，但绝不能因此颓废，以自己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如果能够在基层工作而能克服巨大的心理落差，对工作充满激情，对文化不高的人以诚相待，对知识永远保持不倦之追求，定可有作为的，即便永远僻居乡野，亦无所谓！”
龙进品说起了早年间记忆深刻的一个案子。“一审判了，当事人上诉到大理中院，结果后来是按照自动撤诉处理的，材料转到我们这里，通知当事双方来取。我很奇怪，问他原因。他说自己从来没出过远门，到下关就糊涂了，开庭定在14点，等他赶到法院已经晚了，法庭的大门关着，他就回来了。”这个事情让龙进品很震撼，“本来这个案子的赔偿金没有多少钱，他为了上诉花的路费、住宿费倒是比赔偿金还多”。他由此反思，“这个案子虽然我没有办错，但如果我当时态度能够更好一些，工作再做仔细一些，多跟他谈谈，多向他说说判决的道理，他可能就不会走这段冤枉路了”。
“我们这里年纪大的老百姓，文化程度普遍都低，还有很多不识字，他们打官司，真的很不容易。”现实的家境，让龙进品逐渐对当地百姓的诉讼之难感同身受，他也有了最朴素的总结：“我是一名法官，我的职责和使命就是让我的父老乡亲打官司时，不花冤枉钱，不跑冤枉路，不受冤枉气，不输冤枉理。我个人能力有限，或许不能够为他们撑起一片天，但可以给他们撑起一把伞。” 
村寨深远，村民们自小就习惯了到镇上走三四个小时
龙云肖为了还清供儿子龙进品上学的借贷背井离乡打工6年
三月底正值农忙，麦子熟了，春茶也可以采摘了
乡土的规则
一个基层人民法庭的庭长到底是什么？现在的龙进品觉得，“就像这个地区的工会主席，生老病死，什么事情都要管”。这并不是他的自我设定，而是迫不得已的现实需求。纠纷调解和法庭判决之间，这些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状况，政策大方向的重心在哪里，哪里就是重点。从近20年的情况来看，因为法院的发展需要，判决占据主导，从村委会到司法所，各个层级调解纠纷的功能自然逐渐失效，原本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庭，反而被推到第一位，成了社会的减压阀。重心的重新转变，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得到重视，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龙进品回忆：“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法庭是什么，现在他们知道法庭是个打官司的地方，但还是有很多人找到法庭来，其实并不是为了打官司，而是其他问题，比如村里的贫困补助分配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等等。”这些本来应该由村委会和政府解决的事情，和各种家庭邻里纠纷一起，都涌到了公郎法庭。为什么？村民的答案很简单：去找其他地方，事情经常被各个部门踢皮球；来找法庭，“至少态度好，法庭的同志会告诉我该怎么办”。龙进品只能感叹这是地方小的好处，“镇上的单位就这几家，一些事情打几个电话就能替他们问清楚”。
普法的环节，在镇司法所这一级，基本形同虚设。公郎镇司法所现任所长是杨有旺，54岁，当过村公所书记和南涧街道办书记，因为辖区内有人超生被一票否决，1999年调到沙乐司法所，2006年才调到公郎镇。据他了解，公郎镇之前没有司法所，只有一个挂靠在政府下的法律服务所，有营业执照，收费服务，总共有3个人，开了三四年，收费与服务严重脱节，镇政府最终下决心撤掉法律服务所，成立司法所，可是对口的业务工作，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杨有旺的办公室在乡政府里，大量时间其实都用在镇里的中心工作上，抓计生、抓烟叶、抓生产等等，“说是归司法局管，但镇里的工作，一样也没少”。
公郎法庭以前也差不多，镇上的中心工作一样也少不了。龙进品记得：“有一年，公郎镇推广一种新的插秧方法，叫‘双龙出海’，要先在地里拉绳子，很麻烦，公路边的一些农户不听，还是按老方法插秧，政府就组织人员去拔秧苗，法庭的人也要去。”龙进品很困惑，“这样的任务很多，可是法庭怎么能参与这些事情？我个人是很不认同的，只要可能我都申请值班，不去参与”。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才算是第一次给了基层人民法庭一个厘清身份的“尚方宝剑”，这个文件的第2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庭不得参与行政执法活动”。2005年最高院再次出台《关于全面加强人民法庭工作的决定》，这次的表述变成“不得超越审判职责参与行政执法活动、地方经济事务和其他与审判无关的事务”。由此也可以看出，随着地方经济建设的新需要，基层人民法庭依旧处在与当地基层政府的微妙关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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