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挤压
现代化的中国发生史，在其初期，绝无浪漫可言。
仍回到“王朝轮回”逻辑，在土地人口已经矛盾尖锐时刻，鸦片却开始大量输入，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里计算：19世纪初年，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1812年进口货物1270万两，出口1510万两；1813年进口约1260万两，出口约1290万两。这是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但鸦片为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1818年进口总额约1880万两，出口约1400万两，相差约400万两，加上300万两的鸦片售价，合计入超已达700万两。这意味着中国白银无可阻止地外流，由银漏而银荒。
历史学家李守孔分析：1两银子在18世纪时兑换1000文铜钱，而在1845年，其市价超过了2000文。兑换率增长一倍，实际就减少了人们一半的收入，因为，尽管银两和铜钱都是中国通用货币，但充当市场上基本交换媒介的是铜钱，买米用铜钱，付薪水也用铜钱。1石米以前卖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兑换率值3两，但在1845年，根据上扬了的2000比1之兑换率，1石米只能换到1.5两。实际上，这意味着农民的地租负担重了一倍。
农业社会的中国，所有压力皆由广大而分散的小农承担，如此格局，理解太平天国起事，乃至捻军、云南与西北回民起义，当无意外。王朝之治乱，顷刻转换。
中国现实内部压力之下，西方列强亦在此刻急迫地进入中国，所谓现代化因素，由此又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要素。
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里，开篇即论：“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为什么他又要以“万历十五年”为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书呢？“1587年（万历十五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西欧由地理大发现开始，继而殖民扩张，工业化以及现代化，实则也为人类历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国亦无可独善其身，不得不被迫挟裹其间。由此而观，清一朝最为核心的结构性矛盾，即为现代化的挑战。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轮回转折恰与列强进入中国的冲突形成时刻不期而遇。
清朝皇帝已在制度上完成了绝对的集权，那么，他们有能力来面对这一挑战？还是如马戛尔尼所预言那样，成为悲剧的、“才不敷用的掌舵人”？
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细数下来，咸丰一朝（1850~1861年）最为悲苦。
1854 年，新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包令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鸦片战争后，清朝与列强各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中美望厦条约》里约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这是英公使提出修约的基础。英国既已提出，那么，相应享受最惠国待遇的美国与法国也有权提出要求。当时叶名琛应对之策，现代人看起来颇为难解：一、拒绝见面；二、所有西方外交文书，迅速答复，但各种要求则一律拒绝。包令的修约照会，叶名琛依然如此办理。之后，双方又在见面地点――“广州城内两广总督衙署，还是城外仁信栈房”，进行了极其耗时的纠缠。包令烦了。他准备到上海和天津，绕开叶名琛，另辟与清朝交涉的渠道。叶名琛当然知道包令的动向，咸丰皇帝也知道包令的选择，只是办洋务的叶名琛都不把修约当回事，咸丰皇帝何须操心，他仍指示一切由叶名琛办理……没有意外，双方冲突必然。
3 年后，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城。1857年12月28日，英法攻城；此时叶名琛镇静自若，炮火之下，仍在总督府内寻检文件……之前他曾扶乩，相信过了30日，便一切可以了结。城破后，叶名琛还是从容不迫，告诫士绅说：过了1月9日，便可结束。这个时候，实际情况是他已经被联军俘虏。最表面地看，联军轻取广州，主要是叶名琛没有做任何城防措施，当时清官场对他的描述极准确：“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堂堂清朝之总督，竟如此愚顽？读史至此，疑惑其实多过愤怒。细看叶名琛之历史，26岁中进士，也算得上天才少年；之后，38岁即官升广东巡抚，一方边疆大吏，咸丰皇帝的宠臣，当然断非无能之人。若究其有违常识之举的原因，当须由咸丰的谕旨破题。简言，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其《苦命天子》里总结，咸丰的全部指示，概括起来就是两条：既不要引起大战，又不准对英方做出任何让步。――不可让步，才是关键。
皇权在清一朝，已至顶点，咸丰有此定论，叶名琛如何自处？“不战不和”种种，恰恰是此种制度之下最“理性”的选择。叶名琛太特殊，所有治清史者，无不论及。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议论最公：“叶名琛并非是人们想象中那样的傻瓜，他是一个颇有心计的政治家，他的执拗是内心之不安全感的伪装。叶名琛知道军事上中国无法抵抗，如果他动武而挑起一场灾害性的战争，他将会像林则徐那样以流放结局；相反，如果他执行一项抚靖政策，他又将招来皇帝的不悦、公众的谴责，颜面丢尽甚至于被流放，就像琦善和耆英的命运。身处两难境地的他便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同时板起一副对洋人冷淡、傲慢且极度藐视的面孔。在私下里，他却指望这些唯利是图的蛮夷不会以牺牲其商务为代价而延长这种动荡局势。”
后来，带着一本《吕祖经》的叶名琛被英军带走，这位自称“海上苏武”的清朝疆臣，3个月后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悲剧的一幕再度揭开，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暴戾的列强
清朝的疆臣，进退皆得咎，原因何在？简单地看，外部因素，或者说现代化的力量进入中国，在嘉庆、道光与咸丰三朝，是一种陌生而缓进乃至突变的过程。由外交礼仪的中西不适为开端，继以鸦片交易追逐利润，这两个一隐一显的因素，略有冲突即酿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此，由叶名琛而启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如此。这一时刻，已到突变阶段。所以，咸丰一朝，不是官员进退无章，而是咸丰举措无当。
咸丰就果然是那个“才不敷用的掌舵人”？以清朝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他当然必须担当责任；只是，如果退半步而观，便可知简单论世论人，亦将失当。中国此刻正处于一种国家结构性矛盾转换之际，认清它，尚需时日，因为人类的理性有限度。
轻取广州的英法联军去到天津谈判，他们的要求是：在北京常驻公使、开放长江沿岸的新口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游历，以及赔偿。而且，“常驻使节”是核心问题。 73岁的清朝谈判者桂良，没有能力拒绝――英国人直接而蛮横，“不接受，即进军北京”。于是桂良转而使用全部手段来说服坚决反对在北京“常驻使节”的咸丰，甚至用出这种卑劣的说辞：“此时英、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需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条约）即可作为废纸。”咸丰的属臣，真是不易。
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又想出废约之法，即向英国人提议免除其商品的全部关税，而使条约废止。免税！咸丰才是真正的愚顽之人？以后世读史者所具备的世界知识判断，当然！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呢？
传统中国的国家意识，分三个层次：天朝上国、藩属国、化外各国。中国皇帝当然是“天下共主”。按此逻辑，英国、法国，其地位只应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如何能与 “天朝”平等？看起来，表现为礼仪之争的叩拜与否，实则是涉及“天朝”的政治性原则问题。咸丰的拒绝，在茅海建看来：“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他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
1908年，慈禧葬礼上送葬的队伍
1902年，袁世凯、马玉昆及其部下护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回宫
失衡的结构
在承德去世之前，咸丰皇帝看到了解决英、法问题的条约，外患似乎告一段落。但占据南京，并自立新朝的太平天国，此刻仍无决定性意义的消息传来。
一般历史规则是，外患将至，国家力量将因此而被凝聚。但是，咸丰一朝颇悲，早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前，太平天国即起义，如旋风般掠过半个中国。更不幸的是，这一符合王朝更迭模式的农民起义，所秉之本：反对满洲异族统治。清人入关，即被高度重视并屡屡施之高压解决的民族矛盾，被洪秀全轻轻点破，并张目为本。后来，孙中山先生在其自述里，即将洪秀全的起义，视为启蒙他的改变中国的关键要素。而且，孙中山所秉旗帜，同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果说现代化是清一朝所面临的历史挑战，那么，民族矛盾则为与之并列、同属国家结构性矛盾。当然，乐观来看，将这两者视为国家动力，亦未尝不可。
咸丰现实的麻烦是，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军队，同时他也没有钱。
咸丰临朝，立即需要知道的是国库还有多少钱。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卓秉恬报告说，存银仅800万两，而且，“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太平天国事发，战争启动，兵款从何而来？咸丰为朝廷计，当然不计成本。茅海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兵部尚书桂良奏称，内务府存有金钟三口，重两千余斤，值银数十万两，请销熔以补军费。这跟后来袁世凯驱剿武昌起义，上奏要求“请将盛京大内、热河行宫旧存瓷器发出，变价充饷，以救目前之急”没有分别，只是后来能卖的是旧存瓷，而非咸丰朝的大金钟。咸丰立即命令销熔，结果这3口在乾隆年间由宫廷工匠精制，镌有乾隆帝御制铭文，分别重800斤、700斤、580斤的世界超级工艺品，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2.7万两（金钟内质成色是金三、银五、铜二）。
多方筹款3年，至1853年7月，总共筹集近3000万两银子供应前线。这个时候，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而前线战事呢？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战争的情势之下，由中央控制财政，已无可能。而此时，咸丰又采用了饮鸩止渴之策：一、官兵减俸减饷；二、开捐例，卖官鬻爵；三、铸大钱、发银票、制宝钞。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竟有面额高达一万千文的。这当然是愚人愚己的玩法，于事无补。也在此时，去扬州办理筹饷事务的刑部侍郎的幕僚想出了一个“厘金”之策，即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当然，作为回报，对这些交纳者亦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在当时，这事实上是强行的捐例。但是，从现代商业角度看，这相当于商品的过境税与商业税。
咸丰同意了厘金制度，于是在清朝国家财政税收网络之外，另辟新的税收体系。虽是战争的特殊时刻，但王朝的中央集权的关键部门，财政税收体制，有了分权之实。
与厘金制度几乎同时，是曾国藩湘军的崛起。这同样是中央集权之下国家控制军队体制，转由地方控制军队，亦一分权现实。传统的“兵为国有”的根本制度，由此而“兵为将有”。后世北洋政府的连年混战，源头在此。
1854 年，曾国藩在经历了甚至让他自杀未遂的失败后，否极泰来，将太平军赶出湖南境内，并在当年10月攻克被太平军占领16个月的重镇武昌。这是咸丰临政以来极其难得的胜利，他迅速授曾国藩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曾国藩以及他的湘军的危险性，迅速被注意，有军机大臣提醒咸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种警惕当然有理。事实上，这种地方乡勇形成的武装制度，而且兵为将有，后来确实祸乱中国。
但是，战争毕竟特殊，胜利才是关键。
“署理”，虽为暂时代理之意。但咸丰明白其间危险之后，又迅速收回成命，而改任曾国藩为兵部侍郎衔，专办军务。之后，在职务上，咸丰一意坚持，不予曾国藩任何任命。直至1860年，属于国家军队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灭，不得不借曾国藩之力，才在曾国藩练兵并开战8年之后，加其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改为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
1864年，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入南京，当年6月1日，自说“古来哪有皇帝做囚徒”的洪秀全自尽。战争结束。这时，离咸丰去世已有3年。
通阅清史，后来所有变化的结构性因素，皆由咸丰一朝出现，毫无含糊、极其分明。11年的执政时间，咸丰皇帝承担了先祖们所有辉煌的成本。国家之根本，财政与军队，在此朝中央与地方两分，完全失衡。那么，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以及民族矛盾的压力，应对之策，则又徒添困境。若究辛亥革命之原因，则必须回溯至此，方可洞悉其源。
那么，知此格局，不免疑问，这一国家危机，真可由爱新觉罗一个家族来承担，并将国家顺利地导引至现代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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