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此不同:民国留美学生海归 改变中国的一代

　　“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

　　“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做了一场主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当这位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演讲完毕后，28岁的归国留学博士胡适登上了演讲台。他并没有顾及这位旧学泰斗的情面，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婉转，但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极为明白。

　　像是某种暗含深意的宣告，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适以一句荷马史诗为演讲作结：“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请看吧，我们已经回来，未来的世界应该从此不同了！

　　这并非胡适一时心血来潮的告白。在1917年3月，胡适归国前夕，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前世纪之‘牛津运动’未起时，其未来之领袖牛曼、傅鲁得，客白儿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写其所作宗教的诗歌成一集。”而牛曼就是引用上面这句荷马史诗题在了诗集上。胡适说：“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在这句他意欲与所有留美学生共勉的诗里，所透露出的，正是他们一群先觉的人物，在洞见了自己身处历史中的某种角色后，清醒而有担当的自我意识。胡适所说的“吾辈留学生”，指的是考取庚款留学，较早到美国学习的那批人。当时，与胡适同届的便有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胡明复等。

　　1917年6月，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已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他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一年，在哈佛，以攻读数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胡明复，离开美国回到上海，谋划着如何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哲学博士赵元任也先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的那次演讲，当胡适宣告“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的时候，他分明就在刻意地申明，新回来的“我们”与故旧的“你们”的区别（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这种区别是那么强烈，而“新人”身上的特质是那么可贵而新鲜。

　　这些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们，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  庚款留美

　　至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胡适身上还看不出任何高出他人的优秀品质。反而，在上海读书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曾是一位生活放纵颓废的不良青年。

　　1910年，对胡适来说是个极为重要转折的时刻。这一年，他考取了第二期庚款留学，得到去往美国求学的机会。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及应有利息之外的余额，并提出使用这批退款扶持中国教育，每年资助一部人留学美国。次年7月，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便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专门负责考选和甄别留美学生。“游美肄业馆”以“清华园”为馆址，于1909年9月底开办。由于当年年内就要将首批学生送往美国，考选后已没时间进行培训，只能“甄别”后直接派遣。第二届亦是如此。

　　1910年8月16日，胡适等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共70人，登上一艘名为“中国号”的轮船，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他们在船上生活了二十多天，大家都熟悉了。胡适是一个爱玩的人，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胡适回忆说：“胡复明从不跟我们玩。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兴趣，只好走，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赵元任对胡适的印象则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气十足，让人们觉得他雄心万丈。”在船上，竺可桢是个细心而不善言辞的人。他要来一张这批留学生的油印榜文，闲来无事时，便把这70个人一个个来对号。

　　9月10日，轮船到达旧金山。那时，整个加州正沉浸在加入联邦60周年纪念的欢乐里。正在加州大学读四年级的蒋梦麟领着几位早年留美的同胞，前来迎接胡适、赵元任他们，并带着他们在这座美丽的滨海山城游览了一番。

　　就在这节日的氛围里，一群年轻的中国学生，走进了美国旧金山拥攘的街头。70人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但对于一些事情来说，属于未来的变化已开始潜滋暗长了。

　　■  初识美国

　　如果说，可见的变化还需等待时间长久的酝酿。那么，对于这70名来自中国的青年来说，一个崭新的当下的世界已经在眼前了。

　　在旧金山短暂休整了两天，70名留学生又登上了东去的火车。他们对窗外的新大陆充满了好奇。火车先是在无尽的山岭中行驶，穿过内华达山脉之后，便进入了内华达州大盆地。竺可桢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崎岖的山地、平坦的峡谷、五彩缤纷的岩石，干燥的沙漠，盐湖……一幕幕从未见过的奇景从车窗外闪过。过了漫长的干旱地带后，便是大草原，出了草原，就进入密苏里河流域。这时，他们透过车窗所看到的，便是―个森林茂密、风光秀丽的世界了。一路往东，“景致越来越好，人烟越来越密”，“不多时日，列车过了美国中部高原，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迎面吹来的便是大西洋的风了”（谢世俊《竺可桢传》）。

　　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留美学生监督处”。在这里，对每个人学习的专业、所去的学校作了最后确定，并与有关方面联络妥当。当初，大厦将倾的清政府试图实施“新政”以挽救局面，急需专门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担心出国学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于是规定庚款留学生，“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胡适在二哥的建议下，以农矿专业回国容易找到工作，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农学。竺可桢也选择了农学，他的理由则是觉得农业是大多数同胞生计所系。而且，他十分好奇美国的农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怎么会有那么多洋面、洋棉、洋布滚滚而来呢？赵元任则在咨询了曾在美国留学的前辈后，按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数学专业。

　　多数人的学校在东部各州。赵元任、胡适他们先乘车去到水牛城，然后再换车到绮色佳，高年级的金邦正将在那里迎接他们。竺可桢、钱崇澍等人则分配到伊利诺伊大学。他们乘火车先到了芝加哥，然后换车南行。火车要穿过一望无际的田畴，那里有美国著名的玉米带。即将学习农学的竺可桢一路上十分留意沿线的风光，见到生长茂盛的大豆、成熟硕大的玉米，他都无比欣喜。

　　到达康奈尔后，胡适则对美国社会的风俗大加赞美。1910年9月，几乎是刚踏上美国这片土地，他就在给乡友的一封信里写道：“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

　　美国给这群中国留学生带来的新奇感，遍布在从自然风光到社会生活的各种角落，乃至每个人的课堂里。赵元任曾这样描述他入学不久后的一次物理实验，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馆所作的宇宙引力的全班试验。他说：“我在中国高等学堂学过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说法，即所有物体彼此吸引，在论及巨大物体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只是一种理论而已。这次，教授让我们看到物体相吸的简单明了的事实。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次实验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动人的一次物理实验。”（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

　　■  “科学”的真意

　　异国青年的眼睛被这种新鲜感所吸引，眼界大开。逐渐地，他们的感触开始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肌理，他们的情感开始沟通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他们真切地感知着这个国家的强大、制度的文明、社会的发达，内心里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刺激，心灵终于为之震撼。

　　如果说，这种震撼缘于对他者美好伟大品质的由衷艳羡，那么当日中国衰败、贫弱、耻辱的事实，则刻骨地刺痛着这些留学青年。同胡适、赵元任同在康奈尔大学的任鸿隽耳濡目染过美国的强盛后，不由地感慨道：“高楼奇云，蒸汽迷雾，铁路蜿蜒，名城巨镇，类如贯珠”，“见物质文明之发达，未有不变色却步者”。那悬如霄壤的落差、刺痛而醒目的反衬，不由得让青年们思考这其中的因由，求寻着中国向前跋涉的出口。1962年7月，陈衡哲在夫君任鸿隽身后为其撰写的小传中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陈衡哲是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熟悉留学界的情形后，她明显地感觉到，“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

　　任鸿隽认为，中国的地理形势同美国相似，其不能强盛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的科学。1914年6月，任鸿隽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说，自清末以来，吾国虽有数千博士硕士进士翰林，却不过是饰己炫人，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他呼吁：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其实，这样的观点，在那时，几乎是留美青年所皆有的同感了。

　　1914年6月，刚放暑假，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几位中国学生，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当时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世界形势变幻莫测，大家不由得谈到中国的命运。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写道：“我们在国外的同学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祖国效力呢？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刻得到谈话诸人的赞同。他们就拟一个‘缘起’，募集资金，来做发行《科学》月刊的准备。”

　　如果说在刚到美国时，这些中国的青年还对眼前的世界懵懂无知的话，那么经过几年的熏陶，他们已眼界大开，将世界的面貌看得更清楚。正如他们在“缘起”中所说：“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实科学之赐也。……同人等负岌此邦，于今世所谓科学者庶几日知所亡，不敢自谓有获。顾尝退而自思，吾人所朝夕诵习以为庸常而无奇者，有为吾国学子所未尝习见者乎？其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有为吾父老昆季所欲闻知者乎？”

　　接下来的整个夏天，康奈尔大学的多数中国学生都忙着为《科学》撰写、翻译文章。秋天开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凑集了三期的《科学》文稿预备发刊。次年1月，《科学》月刊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首份横排向右，使用标点符号排版方式的刊物。

　　随后他们意识到，只发行期刊与“振兴科学，提倡实业”的宗旨相去甚远，于是有人正式提议改组成立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旨在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使命。

　　尽管科学社诞生于大洋彼岸群山环抱里的一处小镇，但它的血脉，它的宿命却毫无意外地属于那个挣扎的中国，属于中国近代史上始终面对的重要命题的一环。自清末开埠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以图抵抗外辱、富国求强的努力，便如波浪一样，前仆后继，从未断绝。在这层意义上，中国科学社的诞生，便是这段历史的续写。它是中西文化持续碰撞后，一群以国家命运为情怀的年轻的留美学生，所作出的另一种反应。

　　任鸿隽说：“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他进一步解释道：“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脸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而这种凝涵着自由、理性、逻辑、实证、批判、求索等人类高贵品质的科学精神，则贯穿于现代西方学术的诉求之中。“科学”不仅限于自然的知识积累，它还统摄于社会的学科，它更是在其上所提炼出的那一种方法，那一种形式，那一种操守的集合。

　　在此意义上，“科学”便不仅是科学社成员的专利，它代表着那一代留学生最不同以往的色彩，它宣告着那一代人最本质地抓住了西方的精神。而当他们陆续完成学业，纷纷回国的时候，这种“科学精神”的色彩就成了沉淀在他们身上，磨蚀不去的气质。

　　■  “我们回来”

　　1915年，随着赵元任、胡明复等人从康奈尔毕业，去往哈佛求学，《科学》杂志的阵地也转移到了波士顿的剑桥城。正在哈佛攻读气象专业的竺可桢也参与进来，并很快就成为科学社的中坚和骨干。

　　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和科学社成员都是一帮好友，也时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尽管如此，此时的他，已经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在另一场运动中，并因其首倡“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

　　1917年，胡适还在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门下写有关“汉学”的论文，这时，他接到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邀请。胡适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哲学博士学位，决定回国授课。

　　胡适初到北大时，北大还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那些人“国学根底都很浓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都可以说在胡适之上”。不仅如此，胡适更发现，在旧学上，许多学生的学问也比他强，他们思想成熟且十分挑剔，而胡适却偏偏被安排来教中国哲学史。一向自信的他，也不免有些提心吊胆了。

　　顾颉刚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听说要由胡适来讲中国哲学史，许多同学颇有疑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大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在此之前，这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胡适接手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当时哲学系的学生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能闹风潮。”胡适自己也感觉到，许多学生觉得他对上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他走。

　　几堂课后，顾颉刚说，胡适虽然读书没有陈先生多，“但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在同学准备闹课之前，他又请同寝室的中文系学生傅斯年去听一下，以作最后的裁判。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旧学深厚，而且“最敢放言高论”。傅斯年原本对胡适不甚欣赏，但旁听几次课后，他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胡适而言，他当然是幸运地避免了一场风波，但更为幸运的，乃是中国的学术，中国古典治学范式的突破，中国现代学术道路的开启，正是由此开始了。

　　■  开启现代学术

　　1919年2月，胡适将其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基础上加工增补而成的，而这篇论文的导师正是杜威。

　　在学理上，也许胡适对杜威的理解远没有那么通彻，但在方法论层面，杜威却教给了胡适终身服膺的一套治学方法。胡适在1935年所作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就是赫胥黎。赫氏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做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加起来就使他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

　　余英时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在当时“震动一世的视听”。不到两个月，该书便再版一次，三年后，已出到第8版，而1930年时，第15版又出了。此书是中国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在序言中，蔡元培评论此书四大特点乃是前人未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主张。

　　而更大的意义在于，胡适将中国从原有封闭的一种传统中，带到一个现代世界上，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第一次作出了示范。正如余英时所言：“《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换句话说，便是一个全新的典范。”

　　留美归来的胡适，正是以一种西方的分析的、实证的、归纳体系的方法，让中国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道路上，稍晚于胡适，但与胡适做着类似工作的，还有跟他一同留美的朋友们。这些受西方学术影响极深的人物，在各自的专业里，都有一种奠基与开拓的使命，他们最先带给中国学界“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

　　1920年，竺可桢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在竺可桢主持下，学校建立地学系，其编写的《地理学通论》《气象学》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性教材。

　　也在这一年，赵元任来到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及心理学的课程。如果说，赵元任――这位近世罕见的“文艺复兴式的智者”，直到此时给人的印象依然是兴趣广泛，“心志未能专一”，在数学、物理、哲学、音乐等各方面皆可翩然游艺的话，那么也是在这一年，极具天赋的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兴趣终被激起了。

　　那年，在清华上课没多久，恰逢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被请去做翻译，陪同罗素到外地讲学。每到一地，赵元任便用当地方言翻译罗素的讲演。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这种嬉戏性的翻译让他觉得“好玩儿”，于是决定把语言学作为他研究的主要领域。1921年，赵元任再次出国，在国外，他接触了西方最新的语言学理论。

　　1925年，赵元任回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语言学开始展现给世界以新的面貌。

　　在语言学研究上，最能代表其现代化色彩的是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据其助手杨时逢回忆：“语音实验室的建造，共分为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也都是赵先生亲自策划的。……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数架，都是灌制铝片音档的仪器。此外还有，音浪计（记声调用的）、音叉，留声机及其他实验仪器数十种，在当时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在此之前，清代朴学家通常进行的语音分析并未凭借近代科技，中国的语音学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赵元任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设备技术运用于语音学研究，使中国的语音研究走向科学化和精确化。

　　■  胡适，“落伍了”

　　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趋新进程中，胡适“暴得大名”不过数年，就被激进派视为落伍了。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从此各政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青年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要的风向，成为掀起“潮流”的最主要力量。青年们发现新的改变来得太过缓慢，而现在依然要与旧社会周旋，这令他们心情急迫、焦躁不安。他们渴望着更壮烈的事业，更激进的运动。在当时激进的大潮流下，而那些曾经青年的“导师”们，若要跟上“潮流”，则必须“跟着少年人跑”。

　　1936年，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

　　以学术而言，胡适所要忠告青年的无疑还是那套一直没变的治学方法。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胡适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胡适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使我们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

　　■  结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生物、农林、地质、地理及矿业等许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国内许多学科也在此时成为独立的学科。科学的知识得到普及，久被忽略的科学精神开始受到重视，有品质的学术活动，那些思想灿烂的时辰，一时激荡人心。然而，这种势头，因为日本的入侵便不幸夭折了。

　　因为战乱，胡适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学术活动。举国同仇敌忾的抗日形势下，胡适接受了蒋介石给他的任务，去往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海外同情与支持。1937年9月，胡适来到美国，开始各地游历演讲。一年后，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这位曾一度回避政治的学者，终于被战乱拉进了政治的漩涡里来。

　　像一曲清逸飘扬的玉笛之声，突然中断了一般，赵元任天性自在的田野调查及民歌采风，也被日本人的入侵打断了。1938年，赵元任离开战火肆虐的大陆，前往美国躲避战乱。先到夏威夷大学，教文言文一年，后到耶鲁大学任教。在大洋彼岸，那重归宁静的生活里，他继续着对汉语的思考。

　　这时，离那群留学生在美国校园里喊出“科学救国”口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其间不知有过多少无常的变化，在这人如草芥的战乱年月里，仍有人还在坚持着曾经的青春理想，比如竺可桢。1935年底，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等到浙大复归杭州后，党化教育、政治训导却一步步紧逼校园，各派政党分子进一步侵入到学校里来，浙大的学生热衷于学潮，已难以劝告，而军警特务又横行霸道，疯狂反扑。他苦苦维系着科学独立、学术自由的最后尊严，却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之下”独木难支，教育理想破灭的竺可桢有了辞职的打算。

　　抗战结束后，远在美国的赵元任本已准备动身回国，这时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请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怕做校长，便在美国继续住了下去。赵元任一生如隐士一般，不问政治，只做学问。而好朋友胡适，这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却在政治漩涡中几度身不由己。1947年，赵元任受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后，乔迁新居，住在半山腰的一座西式小楼里，过着平静安然的生活。胡适录了一首小诗送他，“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化山雨，回头方羡老僧闲”。这时的胡适恰逢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一句“回头方羡老僧闲”，道出了对人生境遇的感叹。 胡适也许想不到，人生最堪唏嘘的时候，还远没到来。

　　一群满怀科学救国理念的年青人，就这样在时代的裹挟和政治的夹攻之下，离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