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埃文・奥斯诺搭乘国际航班，从北京直飞香港，再转机东京。此前，他只去过日本三次，对那里知之甚少，也不会说日语。他并不准备报道地震的细节，而是打算写写日本人的精神。
埃文长着一张标准的“美国脸”，高挺的鼻梁，微卷的金黄色头发，淡蓝色眼睛。为了让这张“美国脸”看上去不那么显眼，他特意央求中文老师取了一个中文名：欧逸文――他是美国老牌杂志《纽约客》的驻华记者。
抵达东京后，欧逸文找了一家宾馆。在朋友推荐下，联系上一位乐意充当翻译的日本年轻人，两人立刻进入工作状态。
他们先是拜访了两位政府高级顾问，去他们家中及办公室坐了坐，两位顾问都是救灾和核问题处理的负责人。随后采访了一位激进的民间评论人士，他正号召自己的同胞要求政府公布更多核辐射信息。紧接着，与一位第一时间赶到地震现场的日本记者见面，听他回忆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几分钟。
天色已经擦黑，剩下的几个小时里，欧逸文来到东京电台广播的播音室，看到主持人正在念短信，纪念只有一周岁的罹难婴儿，他已经有自己的名字了，叫Hikari，主持人说，“所有在这一年出生的宝宝，都带着使命，他们是我们的新一代。”这是欧逸文为数不多的落泪瞬间。
不断有人打进电话，相互温暖，彼此慰藉。“此刻，电台就像某种精神的集会地，痛苦、恐惧，还有希望，全都汇聚在一起。”欧逸文说。
他回忆起美国遭遇卡特里娜飓风、“9・11”恐怖袭击时，美国社会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都袒露无遗，但在日本，他看见的全是美好：没有小偷，没有暴动，秩序井然。日本人告诉他，他们的精神信条里，有一条叫“gaman”，意为隐忍。
2011年3月28日，《余震：一个民族不能承受之重》成为当期《纽约客》头条，封面上，樱花被绘制为辐射物警告符号，背景一片漆黑。欧逸文只用10天就完成了“余震”的写作，这是他用时最短的报道之一。通常，在《纽约客》，一篇报道采访需要3个月时间，深度调查则需要6个月甚至更长。
“许多中国朋友告诉我，他们很愤怒日本过去对于中国的那段历史，但这次经历让我非常惊讶，在吃苦和为更好的生活抗争方面，中国和日本是如此相似。”欧逸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欧逸文（左）深入中国采访，喜欢和陌生人说话，他希望在与普通人接触中发现真正的中国。2007年，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徒步旅行，路经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泸定县时，在当地的露天餐馆与陌生人边吃面条边聊天。（受访者/供图 /图）
“中国通信”，始自熊猫
日本之行前一天，乍暖还寒的北京，欧逸文在黄昏时分结束了一场持续三小时的讲座，眼角流露出些许疲惫，但兴奋依然。他快步走进798艺术区露天的一家咖啡馆坐定，就用标准的普通话张罗着：“老板，两杯拿铁。”
马路上车影重重，不时有摩托车、出租车、私家车交错鸣着喇叭，发出刺耳的声响呼啸而过。他扭头看了看，转而淡然一笑：“以前我觉得难以忍受，现在习惯了，感觉这才是中国，嘈杂，但热火朝天。”
比起日本，欧逸文更了解中国。1996年，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政治学，从历史课本中发现了中国的20世纪，“那太精彩了，像一出戏剧”，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走马灯似的渐次登场。他争取到首都师范大学学习半年汉语的机会，想把书本里抽象的黑白故事涂上色彩。
九年后，欧逸文以《芝加哥论坛报》驻华记者的身份再次来到北京。2008年，他 “转会”《纽约客》，成为这本杂志历史上第二位驻华记者。
欧逸文的前任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伟。“这就跟美国人叫吉姆、鲍勃一样普遍”，何伟笑着耸耸肩。他今年42岁，深棕色的头发，眼袋很深。因为身形魁梧，曾有搭“顺风车”的北方农民问他：“你是内蒙古人吗？”
2007年，何伟与妻子结束了长达11年的中国生活，在美国“内地”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小镇安顿下来。何伟的妻子张彤禾是一位美籍华人，供职于《华尔街日报》，曾因《打工女孩》闻名业界，这是一本讲述东莞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孩们工作、生活的书。他们居住的小镇只有一盏红绿灯，没有麦当劳、大型超市，大多数人一天的工作就是放牛。在那里，何伟开始写作关于中国的纪实作品，并打算集结成书。
何伟把回美国称为“去西方”，这也是他一篇《纽约客》文章的标题，他把这次跨国搬家经历写成了文字。“我在中国太舒服了，开始习惯。习惯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很危险，所以我要去新的地方，接受新的挑战。”何伟说
四年后，何伟和妻子带着他们的成果：一对双胞胎女儿，还有一本新书《寻路中国》来到上海。“寻路”是何伟“中国纪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另外两部是《江城》和《甲骨文》。
何伟与欧逸文通过几次电话，但彼此从未谋面。欧逸文喜欢笑，何伟常常是严肃的；欧喜欢喝咖啡，何则更愿意喝可乐或者矿泉水。把两人连在一起的是《纽约客》里一个名为“中国通信”的专栏，他们先后成为专栏掌门人。
在《纽约客》八十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度以“备忘录”、“大事记”的面目出现。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纽约客》出现了一篇名为《啊哈！》的文章，说的是中国政府送给美国人的一对大熊猫“玲玲”和“兴兴”大受欢迎，那是“中国形象”第一次变得有血有肉。此后，《纽约客》平均一两年刊出一篇关于中国故事，取名“中国通信”，是记者偶尔探访中国的记录，内容多是揭秘式的，关注的区域也仅限于北京和上海，他们把北京和上海分别比作华盛顿和纽约，把中国称为“红色中国”。
从何伟开始，“因为我碰巧在中国”，于是，《纽约客》有了驻华记者，“中国通信”渐渐变成固定专栏。
“在美国，人们更容易把中国想象成漫画式的角色。”欧逸文说，两大主流的观点常常把中国置于非黑即白的两极，要么会称霸世界，要么是另外一个日本，经历一番高速增长后，最终会停滞不前。《纽约客》则希望能注入一些更加微妙、更有层次感的对于中国的理解。
何伟是《纽约客》第一任驻华记者，他很少写北京、上海，觉得那不是普通的中国。从2001年起，他开始自驾游，几年时间，走了大半个中国，写成了《寻路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供图/图）
江城：吵闹、繁忙、肮脏、拥挤
“中国人吃狗吗？听说他们会杀死小孩，这是真的吗？”一年前，何伟回美国密苏里州的老家探亲，读小学三年级的侄子一脸害怕地问他，这让他惊讶极了。
“在美国，人们看到关于中国的报道常常是耸人听闻的。”何伟说。他希望能介绍一些普遍人的普通故事。
何伟第一次来中国是1994年，他刚从英国牛津大学硕士毕业，正在计划一次毕业旅行，打算向东走，再回美国。东行计划里原本有俄罗斯，没有中国，有人告诫他，“中国很麻烦，不好玩。”可到了俄罗斯，何伟发现人们总是低着头闷声排队。于是，他改变路线，去了北京。北京街头的人连走路都是意气风发的，他觉得“这地方可能有前途”。
两年后，何伟申请了美国“和平队”，再次来到中国。“和平队”由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1961年签署成立，是旨在为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教育、医疗、环境、商业等服务的志愿者组织。“文革”期间，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和平队”一度被认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员、西方帝国主义的特务。1993年，“和平队”在成都设立了在华项目，为了与历史区隔，中国政府为“和平队”改了一个新名字，叫“美中友好志愿者”。
按规定，每位来华志愿者都要有一个中文名字，领队给彼得・海斯勒取名“何伟”。他与另一位队友亚当被要求到偏远的江边小城涪陵，在涪陵高等师范专科学校（2006年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英语系教英文，一待就是两年。
1990年代的涪陵，街上很少有外国人出没。何伟上街买东西，或去公园练汉语，都会有十几个人围上来，叫他“老外”、“洋鬼子”，看他在做什么。何伟很生气，“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刚到涪陵第一周，学校正举办各种活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一天，何伟穿着旧的灰色T恤和运动短裤，准备与亚当去远足。走到学校操场，赶上了“重走长征路”的16位师生从延安归来。他们穿着白T恤，系着红领巾，分成两排，正接受学校领导的表彰。两人被副校长逮了个正着，拉他们上台为长征者佩戴大红花。“在那样的场合没有穿正装是件愚蠢的事”，何伟觉得尴尬极了。典礼结束后拍照，何伟、亚当与学校最重要的领导一同站在前排，两人光着的腿在一排整齐的长裤中显得格外刺目。
何伟常常把在涪陵的经历和见闻写信给自己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的导师约翰・麦克菲看。麦克菲是《纽约客》的作者、普利策奖获得者。他看了何伟的故事，觉得很有趣，专程发来一千多字的邮件，建议何伟把在涪陵的两年生活写成一本书。
2000年，何伟完成了《江城》。1990年代的涪陵在他笔下的面目是这样的： “它和中国的其他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
最初，何伟拿着《江城》与不同的出版商频频见面，但都被拒绝了，他们认为这样的书不会有市场。
时隔一年，2001年，知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看中了《江城》。出人意料的是，《江城》一经推出，卖了15万册，还获得了“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美国图书出版协会评论“它如诗般的语言和朴素的故事……让我们愿意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和灵魂。”
那一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许多美国人发现，身边的“中国制造”突然多了起来，连日常用的毛巾、牙刷、孩子们的玩具，都和中国扯上了关系。他们再也无法对中国视而不见了。
李雪顺是涪陵师专英语系的教授、何伟曾经的同事，他回忆，《江城》出版后，一些外国游客来三峡旅游，途经涪陵都会要求游轮停靠一下，下船去何伟的学校转转，李雪顺碰到的这类游客就有二十多人。
当地政府也听说了《江城》，想知道一个外国人到底写了些什么。李雪顺组织学校十多个同事和学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江城》翻译了个大概，印了20本给领导们看。领导们看后并不高兴，“这是在说涪陵坏话！”《江城》的中文版出版计划因此搁浅。
何伟驾车南下浙江，准备写写“中国经济的发展”，路遇一个下乡演出的小杂技团。 （受访者/供图/图）
寻路中国：你只需要写你感兴趣的故事
2001年，何伟考取了在中国的驾照，从一家国有租车公司租来一辆国产切诺基吉普车，开始了自驾游中国的计划。这辆吉普贴有“City Special”的标签，意为专供城市使用，不能驶离北京。第一轮自驾游，何伟就违反规定，偷偷开到了河北、山西、内蒙古的农村。
在路上，他遇见了形形色色搭“顺风车”的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从“小地方” 来，见过一些世面，即将到更大的地方去，成为别的什么角色。
那时，何伟已经离开涪陵，移居北京，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北京东四十条的一处简陋民居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家。麦克菲建议何伟向《纽约客》投稿，“他告诉我，你只需要写你感兴趣的故事就可以了”。
他在《纽约客》的处女作是一篇名为《老鼠汤》的文章。写的是他在广东一个小村罗岗吃鼠肉的经历。“村里人什么都吃，连龙、凤也不放过。”饭店老板向他解释，吃龙凤的菜叫做“龙凤呈祥”，“猫代替老虎，蛇代替龙，鸡代替凤凰……混合到一块儿，味道好极了。”
第二轮自驾游，何伟租了一辆“捷达”轿车。途经北京郊区怀柔，他无意间撞见了一个叫三岔的村庄，抬头就能看见八达岭、慕田峪长城，他决定租住下来。此后五年，这里成了他北京城以外的第二个家。
魏子淇是何伟的房东，高中文化，是村里读书最多的人。1980年代末高中毕业，离开三岔进了京城，做过电容器、纸板箱厂的工人，也当过保安。在外打了九年工后，回到三岔，做起了生意。先是承包了几亩地，种植核桃、板栗，后来又养起了水蛭，还盘算着利用长城的资源，发展旅游业，盖几间平房，五六个房间，就成了招待所。
何伟把魏子淇一家和三岔村的故事分篇写给了《纽约客》的读者，魏家的生活一点点在他们面前展开，中国的变化就在其中。他很少写北京，也从未写过上海，在他眼里，北京和上海都不是普通的中国。
第三轮自驾游，何伟去了南方。2005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向何伟约稿，写写“中国经济的发展”。他选择了去经济强省浙江找样本。他从当地租车公司租来一辆大众桑塔纳驾车，沿着330国道线行驶，发现了小城丽水，彼时，丽水在浙江省人均收入水平最低，一片乱糟糟的景象，但到处都在盖高楼、建厂房。“就是它了！”何伟决定留下来住上一段时间。
在丽水，他结识了一家胸罩肩带调节环生产厂的大师傅罗守云。靠着多年生产调节环的经验，罗守云成了厂里的“大拿”，2009年，与侄儿合伙开了一家废物循环利用公司，从国外买来垃圾，变成原材料，再卖给中国工厂。
丽水的故事也出现在《纽约客》上，何伟把它化成一个个具体可感的人物，定格在 “中国通信”上：车间师傅、工厂打工妹、白手起家的小老板。
2007年离开中国之前，何伟的“坐骑”从国产切诺基，换成了“捷达”，直到大众桑塔纳轿车，这三部车陪伴他把中国游了个大半。他把在中国的三轮自驾游经历，分为长城、村庄、工厂三个段落，写进了《寻路中国》。
何伟走后，《纽约客》的“中国通信”出现了短暂的中断。但很快，就有新的面孔填补了空白，他就是欧逸文。
“一定要有点别的东西”
2008年的一天，纽约时代广场4号，《纽约客》办公室，大卫・拉姆雷克给远在北京的欧逸文打了一通越洋电话。大卫是欧逸文的编辑，曾担任《纽约客》驻莫斯科记者。
那时，欧逸文刚“转会”《纽约客》，正为如何展开“复杂的中国故事”而发愁。大卫告诉欧逸文：“现在每天都有很多关于中国的新闻，《纽约客》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你只需要跟随你自己的好奇心。”这句话给了欧逸文莫大的支持。
2008年对于中国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年，举国上下因北京奥运陷入狂欢，同时， “西藏事件”、“火炬事件”、汶川地震，又为这场狂欢打上了或浓或淡的阴影。欧逸文为这不平静的中国年找了三个“大脚印”：奥运拳击冠军邹市明、“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还有“愤青”。
写拳击手是欧逸文自己的兴趣，“拳击是一项很奇怪的运动，看起来是一个可怜的人，站在台上，与不同的生活抗争。”学生时代，他还曾拍过一部关于拳击手的纪录片。在中国，拳击曾是被禁止的运动，政府认为那是在宣扬暴力。
大卫告诉欧逸文，可以写拳击，但不能只写体育，那不是《纽约客》，拳击手可以写得像诗人或者政客，总之，“一定要有点别的东西在里面”，把他们放到一个更广大的文化背景里面去讨论。
欧逸文决定到邹市明的家乡遵义看看。那时，遵义还没有机场，而贵州是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他发现，“邹市明在遵义很红，人人都在谈论他。”遵义最初因“遵义会议”出名，之后就是邹市明。
邹的妈妈是一位幼儿园老师，她喜欢女孩，从小就把邹市明当女孩养，“我不能说话太大声，不能像其他男孩一样在操场上疯玩。”长大后，邹市明变得不喜欢与人说话，他性格中阳刚的一面一直被压抑着，直到在电视上看到拳击比赛，就立刻着了魔。在他眼里，学拳击能练出一身“男性气概”，还能逃脱母亲的“专制”。
邹妈妈是一位业余的乒乓球高手，对拳击没有概念。她的偶像是1959年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容国团。那个年代，乒乓球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国力的日益强盛。邹市明是80后，到了他这一代，拳击仍然是西方主导的传统体育项目，中国需要有人来实现拳击上的零的突破。“像其他运动员一样，邹的身上悬着一个国家对自我的认知……他很早就接受了自己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角色，这个角色比他自己重要很多。”欧逸文把邹市明的故事取名《拳击起义》，写到最后，“这个人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只不过碰巧是拳击冠军而已”。
《拳击起义》是欧逸文发表在《纽约客》的第一篇文章，而为他带来广泛声誉的，是一位名叫唐杰的学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欧逸文在视频网站Youtube上发现了一段名为《2008，中国站起来》的视频，开头是毛泽东头像，头上闪着金光，黑色的屏幕上闪出中、英文的毛泽东“语录”：“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接着是一个接一个的热点新闻片段：股市暴跌、西藏事件、巴黎抢夺奥运火炬事件、CNN卡弗蒂粗口事件……视频结束的画面是中国国旗在阳光下飘扬，画外音则是庄严的誓词：“我们将站起来，团结一致，成为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这段只有6分钟的视频，播出短短一周，点击率超过了110万次。欧逸文称它“记录了民族主义高涨的情绪”。视频里的那段誓词，成为许多自称捍卫国家荣誉的爱国先锋们的宣言，这个爱国群体被称为“愤青”。
几星期后，欧逸文辗转找到了这段视频的导演唐杰，一位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在读博士生，两人相约在复旦的校园门口见面。
“他长着一张娃娃脸，远远就冲我笑着，显得谦谦有礼，当我走下出租车时，他抢着要为我付车费。”初次见面，唐杰留给欧逸文的印象好极了，他以为像唐杰这样的“愤青”应该是愤怒的。
欧逸文前后与唐杰和他的同学们相处了两个半月。他们都是二十来岁，是家中的第一个大学生，并且对学习西方思想兴趣浓厚。唐杰没有入党，他担心属于某个派别会影响到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客观性。
欧逸文与唐杰们就很多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的答案常常出乎欧逸文的意料：
为什么学习西方？“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都有这个梦想：向西方学习，走富强之路。”接受人权和民主吗？“我们接受所有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问题是如何实现它。印度人有民主，非洲一些国家也有民主，但他们都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民。”
唐杰来自杭州的一个农村家庭，他成长的过程，享受了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在他初中时，中国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接着是大型超市、网吧的出现。“中国崛起已经不是一个预言了，它是已经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欧逸文说。
欧逸文看到的这些“愤青”，大都是拥有高学历的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冷静、克制，平时并不愿将“爱国”挂在嘴边。但他们对资讯敏感，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联想收购IBM引来了西方的某种压制，“我们打开了市场，但当我们试图购买你们的公司时，就遇到了政治阻碍，这不公平。”这时，“愤青”们开始以“受害者”自居，“他们需要做点什么来唤起人们的自尊心。”欧逸文说。
但即便在中国的年轻群体内部，对“愤青”抵制家乐福等行为也有争议，欧逸文引用了韩寒在博客中的一段话：“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怎么那么脆弱和表面呢？人家说你是暴民，你就把人家骂一通恨不能打一通，然后说，我们不是暴民。”
欧逸文把唐杰的故事写成了《中国愤青：新一代保守民族主义者》，刊登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夕的《纽约客》“中国通信”上。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西方描述“愤青”相对客观、透彻的报道。
但在美国，“愤青”一文却遭到了一部分美国人的责难，他们认为欧逸文是在为中国粉饰太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人们现在内心是多么脆弱。”欧逸文笑着说。
欧逸文与何伟一样，喜欢写小人物，他们往往在大事件中扮演角色，具备意义，唐杰就属于此类。与何伟不同的是，欧逸文也关注“大人物”，他写过导演贾樟柯、媒体人胡舒立。他们不只是各自领域的先锋，有时还表达异议。
今年夏天，欧逸文将要结婚了，未婚妻是美国人，在一家中国的教育机构工作。两人租住在北京一处胡同的四合院内，每年回美国一两次。“我不想念美国，反倒是中国，常常让我有种‘乡愁’的感觉。”
欧逸文与何伟的朋友有很多交集，但他们两人却总是擦肩而过。1996年，欧初次来京，何去了涪陵；欧来了《纽约客》，何却回到美国，开始人生下一个段落。因为《寻路中国》出了中文版，何伟回到北京，两人原本受邀联合举办一场讲座，未曾想，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欧逸文飞去东京，见面计划再次搁浅。
“这一次，不会再错过了。”3月19日，欧逸文从日本回到北京，他与何伟约好在接下来的一周共进晚餐，两位“纽约客”终于在中国握手了。
何伟的第一本书《江城》中文版也将于2011年底在大陆出版，译者是李雪顺，他也是《寻路中国》的译者。涪陵当地的领导正在考虑将一本小小的《江城》与重庆拍的电视剧《解放大西南》，一同纳入重庆市的“文化精品”工程中去。但他们仍有担心，《江城》虽然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的出版许可，“但总署并不审查有没有说涪陵‘坏话’，这本书会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今天的中国，绝对不是一道简单的是非题，它远比你看到的、想象到的要更加复杂和多面。”何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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