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为何“官不修衙”？

　　这几天，看到了两则有关豪华官衙的报道。一则是，安徽省的望江县，作为一个财政穷县，在建“超过八个美国白宫”的办公楼。这座办公楼的建设经费，除了自筹一部分外，还挪用中央转移支付的档案馆建设项目资金；另一则是，江西省的崇仁县，同样也是一个贫困县，一面向盖房子的农民每家强收5000元的所谓建筑营业税，一面也在修建豪华的行政中心。

　　其实，豪华的官衙建设，远远不止是这两个地方。但凡在一些省市的城中心走走，映入眼帘的最豪华气派的建筑，都是办公大楼。平常我们常说，中国目前有不少官场陋习，来自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但修建豪华衙门这一点，倒是属于新生事物。因为我们的老祖宗的衙门倒是非常简朴的。如果历史上当过官的老祖宗们看到今天衙门的气派，一定会慨叹生不逢时。

　　中国古代有一个不成文的官场规则，就是“官不修衙”。所谓“官不修衙”，即是说官员无能力去修衙，也是说，官员们不乐意去修衙。这个规则，一直延续到皇朝结束。古代的官衙都是很破败的。比如宋朝的苏轼在1072年担任杭州通判的时候，看到杭州的衙门“例皆倾斜，日有覆压之惧”，过了十多年后的1089年他担任杭州知州的时候，衙门的屋宇仍然是那样的破旧：“见使宅栖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

　　那么，为什么古代的官员不愿意大兴土木，修建衙门，给自己一个气派的办公场所呢？

　　原因当然有好几条，比如官员任期只有三五年，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员没有必要修建豪华衙门；官员迷信风水，认为已有的官衙都是以前选好的风水宝地，没有必要再重新修建；但根本的原因是财政经费紧张，并无修建衙门的专项经费。所以，一般的维修，官员宁可自己掏腰包，如果实在需要大修，也会向朝廷申请经费。比如上面引述的苏轼，只好向朝廷申请给他200道度牒以解决危局。所谓度牒，就是和尚的身份证明，在宋朝是公然向社会明码标价出售的，因为拥有度牒就会免去纳税服役的义务。第一次朝廷拒绝了他，第二次也仅仅批准了30道度牒。

　　又如在清朝，一般情况下，官衙维修费用要向民间征税，在雍正皇帝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后，维修官衙的经费就包含在官员的养廉银中，朝廷不会在养廉银之外另行划拨专门的衙门修建经费。如果州县官员需要维修衙门，可以动用州县衙门的闲钱，但是必须从官员三年的养廉银中扣除。修建衙门与官员自己的收入挂钩，当然，没有哪个官员乐于修建豪华衙门了。清朝乾隆十七年，云南巡抚爱必达以该省一些官衙地处边隅，需要经常修葺为名，奏请将维修经费固定下来，按照衙署的大小，每年发给固定的银两，但乾隆皇帝拒绝了这样的方案，认为修葺工费有多有少，历年不一，如果作为固定支出，难保地方官不以此为额外进项。

　　关于历史上“官不修衙”的传统，现代不少历史学家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官府衙门残破，胥吏就会将公文档案拿出衙署，私自篡改替换。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官不修衙”也非常有效地制约了地方官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冲动，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给老百姓树立了一个简朴为民的好形象。

　　相比古代的官衙，今天的政府楼堂馆所可谓气宇轩昂。今天地方政府和官员热衷修建豪华衙门，根本原因是因为钱太多，而且花钱不受制约监督。古代地方政府没有自己的独立财政，地方政府即使财政收入丰厚，其大部分仍然要上供朝廷；古代地方政府的公共职能也比较简单，无需拥有大量的资金。而今天的地方政府，具有广泛的公共职能，因而拥有巨额的财政资金。虽然有些地方财政资金的大部分来自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属于专项资金，但是，一到地方政府，莫不被地方巧立名目，挤占挪用，用于建造官衙，购置公车等在职消费。

　　与地方政府拥有丰厚财政资金相伴的，是其财政支出权也基本上不受约束。因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及时有效地知悉地方政府的财政违规行为，使得监督成为虚文。因此，今天约束地方政府豪华官衙情结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行民主财政，盯紧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作者：梁发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