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位日益提升 驻华大使从苦差变成美差(图)

　　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4月就要接任驻华大使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美国第一位由现任部长改任的驻华大使，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驻华大使，因此引起舆论的强烈兴趣。其实近年来各国任命驻华大使普遍很“讲究”，这与他们对中国投入的关注成正比增长。与过去不同的是，从前的西方国家驻华大使往往背负着“改造和教育中国”的使命，如今他们却往往以“与中国学习交流”的沟通姿态出现，三句话不离跟中国做生意。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对《环球时报》说，世界各国大使“驻华之道”的转变，与各国摸索改变同中国的相处之道一样，过去那种对抗性、阴谋性的大国博弈在减弱，相互争夺又互利共赢的“亦敌亦友”关系日益增强。

　　驻华大使的级别高了―――这是近年来各国任命驻华大使给外界最直观的印象。2011年3月20日，澳大利亚任命了该国首位女性驻华大使弗朗西斯.亚当森。澳政界曾盛赞她是一位“完美的外交官和一位完美的专业人士”，《悉尼先驱晨报》评论说，联邦政府把一位“上升势头迅猛”的外交官任命为驻华大使，显示想竭力弥补因力拓案蒙上阴影的中澳关系。

　　去年10月，朝鲜任命宣传部副部长池在龙为新的驻华大使。前任驻华大使崔镇洙是局长级大使。韩国媒体认为，这标志着“天安”舰事件后朝中关系开始回暖，为体现朝中关系的重要性，朝鲜方面感到有必要提高驻华大使级别。

　　现任驻华大使中的“部级官员”为数不少。比如，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当过俄外交部副部长，巴西驻华大使胡格内原来担任过工业部副部长。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则当过英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也是深受英国政府器重的人物。

　　在菲律宾，驻华大使的任命是一件非同寻常之事。总统往往从其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中选出驻华大使。一些华人社团因在大选时曾向总统提供大量竞选资助，也曾试图向总统推荐自己的亲戚或朋友，虽然他们多数可得到驻新加坡、泰国或拉美等国家的大使职位，但却很少能成功拿到驻华大使的职位。总统阿基诺三世2010年上台后，菲中之间几起敏感事件的发生，令其对驻华大使的人选显得非常谨慎，到目前为止尚未敲定最终人选。他明确要求，驻华大使既要对中国很熟悉，又要能把握处理好菲中关系和菲美关系。

　　在韩国，驻华大使的任命甚至受到了“舆论监督”。李明博的首位驻华大使是已经卸任的韩国驻新西兰大使辛正承，在媒体等提出质疑声音之后，李明博总统任命柳佑益担任驻华大使。韩国国内公认他是李明博最信任的政策顾问之一，李明博2007年竞选期间提出的数项标志性竞选承诺均由他策划。媒体一度对他寄予厚望，韩国《朝鲜日报》当时还刊文期待柳佑益像亨茨曼和保尔森那样打造“中国缘分”，将韩国的国家利益提高到最大程度。然而自“天安”舰事件发生后，韩国主流媒体就一致批评说，当前的中韩关系是1992年来最差时期，而驻华大使不称职是原因之一。

　　对驻华大使的重视是有历史渊源的，启用像骆家辉这样的“中国通”当大使在外交史上也不少见。早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美国对驻华代表、公使和大使的选派就很精心。如驻清朝专员伯驾是传教士兼眼科医生，驻清朝公使杨约翰是记者，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则是燕京大学校务长，甚至当了大使仍然兼任这个教职。不仅如此，许多在华任职的美国首席外交官地位很高，如第一任驻清朝专员顾盛，就职前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第一任驻中华民国大使詹森，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远东事务主管，这些职务都不亚于刚刚被任命的骆家辉。

　　美国历任驻华大使中，和中国有渊源的也非常多，其中在中国出生的有恒安石、李洁明和芮效俭，妻子和中国有关的有伍德科克（第二任妻子在中国结识并结婚）和洛德（太太是华裔），在台海两岸都工作过的有李洁明、芮效俭和洪博培。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柯林斯同样出生在中国，在出任驻华大使前，他已经是外交部副部长，这一任命在当时也是高规格了。

　　可见世界上很早就有这样的共识：和中国这个文化、传统特殊，情况复杂的国家打交道，需要熟悉中国的人。从英国在1972年正式派驻第一位驻新中国大使艾惕思开始，中国已经接待了十任英国驻华大使。从历任大使的履历上不难发现共同点：他们都曾经接受过中文或是亚洲文化的学习，并且在中国有着长期的外交工作经历。

　　过去，法国驻华大使大多不会中文，今年3月，法国新驻华大使白林女士上任，打破了这一传统。据法国媒体介绍，白林女士精通中文，这是她获此重任的最有利条件。同时她是一位熟悉中国和亚洲事务的官员，而且她在来华任职前是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这一任命被认为标志着法中关系“升格”。

　　可以明显感到，很多驻华大使不仅在国内地位很高，来中国后也广泛开展活动，比以前的大使更加活跃。他们积极接待国内的议员、商界等代表团，邀请中国学者到官邸介绍中国的情况，并去中国各地参观访问。随着中国的崛起，驻华大使们了解中国的欲望和渴望明显增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外交部的“蓝厅论坛”。它已经成为各国大使与中国政府高层、社会各界就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政策选择等进行沟通的重要平台。首届“蓝厅论坛”讨论亚太地区形势，吸引了70多位外国大使，第二届讨论中美关系的“蓝厅论坛”更是吸引了100多位外国大使。这与以前的大使主要处理事务性工作的情况大不相同了。

　　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任命给人的感觉是另类的。以前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的中国课（现在改称中国蒙古课），是日本驻华大使的“蓄水池”，前任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宫本雄二等都来自这个课。随着民主党上台，日本政府希望打开中日关系新局面，决定由伊藤忠商事顾问丹羽宇一郎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首位出任驻华大使的民间人士。丹羽宇一郎曾是“吉野家”的老板，这名由日本民主党政府派往中国的“奇兵”，来华不久就发表文章谈“中国的崛起”。

　　刚离任的法国驻华大使苏和也是一位谈吐不凡的学者型大使。他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给世界带来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俄罗斯给世界带来全球治理的概念；你们中国崛起以后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许多驻华大使在公开场合的表态，也越来越重实效，且超越外交辞令。斯里兰卡驻华大使阿穆努加马一年多前上任时，就对媒体表示，“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将科伦坡通往曼谷的直航航线延伸到成都”；而加拿大驻华大使马大维在上任时则对中国媒体称将“全力遣返中国贪官”；今年3月22日，波兰驻华大使霍米茨基在成都为五粮液捧场，并许诺为五粮液开拓波兰市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以前西方国家把中国当成另类，总想如何改变或者改造中国，这也成为驻华大使的一个使命。比如前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就比较浓。而现在，他们更多地是渴望了解中国，以便跟中国打交道，跟中国做生意。“还有一些大使已经超越了以前只注重事务性的境界，更像是战略家和学者。”

　　但是，无论是“一流人材”，还是“中国通”，大使毕竟只是国家政治外交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所以人们看到，日本新大使丹羽虽然上任后立即去南京访问，展现个人魅力，但在钓鱼岛等国家争端面前，他也只能照本宣科，很难达成突破性的转圜。日本民主党由于外交经验不足在对华外交上的失误，绝不是大使级别的官员能够左右、掌控的。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其任内，也严格地执行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互联网自由政策，明里暗里为谷歌对抗中国政府的网络监管政策撑腰。近期在中东爆发系列骚乱的敏感时刻，他还奇怪地出现在北京街头某敏感地区。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最早和新中国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的，但双边关系发展初期曲折反覆，驻华大使也被认为是个“苦差”，前任驻华大使苏和因此在法国外交部有“受气包大使”的戏称。时至今日，驻华大使却俨然成了一个“香饽饽”。去年，当德国人艾德和被任命为欧盟驻华大使（欧盟驻中国代表团团长）时，德国联邦外交部国务部长霍耶尔发表声明称，由德国人担任欧盟驻华外交机构领导人，使德国获得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职位”，他对欧盟的这一决定表示满意。

　　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说，中国的崛起是我们所处时代中一个伟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对自己被派往中国担任大使感到“相当幸运”，并认为“到中国工作意味着参与书写历史”。俄罗斯驻华大使拉佐夫说，我很幸运能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强国工作，“能在此获得独一无二的工作经验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功”。

　　对于去中国当外交官，不少英国年轻人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心向往之。今年35岁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政策顾问约翰.福克斯毕业于牛津大学化学系。然而他最终选择了去英国外交部工作，并在2003年被派往英国驻华使馆工作，一待就是5年。他说，美国是很多英国外交官们希望工作的地点，这是因为英美间的政治关系带来大量重要的工作，且富有挑战性。而中国给英国外交官的感觉是新鲜而独特，中国的发展变化之快，使很多外交官希望亲身感受一下。

　　除此之外，对于外交官来说，自然环境、社会安全和交通便利都是选择海外工作地点中最先考虑的因素。福克斯说，外交官也是普通人，都希望能在一个便捷、安全的环境下工作。所幸英国驻华大使馆地处北京繁华地带，让他和同事们能够感觉到身处热闹繁华的社会环境当中，没有与世隔绝。他说，最让自己难忘的是北京的变化，虽然在北京待了5年，但是意犹未尽。如果有机会，他还愿意回中国待上几年。

　　现在在一些国家，驻华大使已经成为外交官“镀金”的一条捷径。比如印度前驻华大使拉奥琪在任满回国后就升为外交秘书。很多驻华大使则在卸任回国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比如英国前驻华大使韩魁发在2006年卸任后受邀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康维尔克斯学院院长，常常参加有关中国发展的研讨会，参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