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人民老朋友”:总共123国601人(组图)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们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历年出现频次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人数最多的十国

“老朋友”被提及次数排名

　　编者按：在中国的外交语汇中，有一个特殊的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南方周末记者检索了1949年至2010年的《人民日报》并加以统计，寻找如下问题的答案：有哪些人被中国官方认定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何以跻身老友行列？中国政府和人民又是如何维持友谊的？

　　从“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变迁亦可一窥新中国外交的轨迹。

　　过去六十余年，共有601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

　　早年，反帝、反殖、反侵略是辨识“老朋友”的依据。而“随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务实，‘老朋友’称呼的意义也逐渐淡化”。

　　有这样一群外国人，大多数中国民众一辈子未曾与他们谋面，但这些人的名字一旦出现，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脑中都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一个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包括了埃德加・斯诺、西哈努克亲王、基辛格、李约瑟、萨马兰奇……

　　“中国人处理外交关系往往从感情、关系出发，羞于谈利益，而是代之以朋友的称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老友”遍天下

　　601人――这是过去六十余年间被《人民日报》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国际友人总数，他们来自五大洲123个国家，可谓老友遍天下。

　　第一次老友之称出现在1956年，获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从1930年代开始他就在中国办学，并始终支持中国革命。

　　不过，601位“老友”绝大多数是在1977年之后才获此称号的。1979年，该称呼的出现频率出现了第一个波峰。“在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时，或者在对外关系遇到困难时，都需要老关系、老朋友的帮助。”张清敏说。

　　从国籍看，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日本人最多，达111名，是排名榜眼的美国人的两倍多。排名三至五位的分别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

　　有意思的是，南方周末记者同时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关键词在数据库中检索，发现“伤害感情”次数排行，日本、美国亦分列前两位。

　　张清敏认为，老友最多的国家也就是中国外交中最重要的国家。在大国中，唯有俄罗斯的老朋友不多，“这是因为我们和前苏联曾经是同志、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是亲于、高于朋友的，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也便不谈朋友。”

　　当然，个别小国也有重要的老友，例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又如两位非洲“铁友”――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日本人占据了日本老友的很大一部分，他们还被冠以另一个称呼：“中日邦交正常化掘井人”。在掘井人序列中，企业家冈崎嘉平太最受推崇，他共被以老友身份提及22次。日本首相亦有很大几率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72年到1996年，共有14人担任过此职，其中 10人都获此称谓。

　　事实上，在601老友名单中，各国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群体。除了如基辛格、尼克松这种邦交正常化的开拓者以外，曾经访华若干次的国家领导人也往往被中方冠以老友的称呼。

　　但这并不影响经济、文化领域老友的存在。被传为中国外交佳话的“乒乓外交”、“芭蕾外交”等都需依靠文艺、体育界的老朋友。

　　从革命同志到生意伙伴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因为抗日战争，一起扛过枪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结缘。一批苏联志愿航空员曾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后来，这个航空队的队长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比军人更多的是医生。除了人尽皆知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均有医生来到中国的战场救死扶伤，并结下友情。

　　还有一个老友群体是外国记者，他们向外界报道神秘的中国，让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世人知晓。外国记者中最有名的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被并称为 “3S”，1984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原外交部长黄华任会长。后来，这一机构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与斯诺等记者类似，荷兰导演伊文思也被视为向世界正面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战争的好友。他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了关于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从此开始了与中国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还曾经托人把一部手提摄影机送给延安电影团，这部摄影机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些人，虽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过中国，但因为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友谊而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法国生态学家勒内・迪蒙早年就曾结识了蔡和森、邓小平等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这段发生在异国的相遇成为他与中国人民友谊的开端。

　　革命年代结束后，在国际舞台上能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老友的标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侵略是辨识的依据，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老友多是这段时间结下。

　　不过，倘若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或是能在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国的建设成果，那么即使是拥有“不友好国家”国籍的人，也能被视为老友。1957年出版了《中国经济》一书的美国人爱得乐即是一例。

　　在1970年代的建交和恢复邦交浪潮中，几乎所有为外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政要和民间人士被悉数列入老友群体。倘若是像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这样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领导人，则更被视为亲密朋友。

　　从 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人。率先与中国人结交友情的是曾任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主任的拉斐尔・萨拉斯。《人民日报》报道说，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随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世界旅游组织前秘书长萨维尼亚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进入了老朋友序列。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端，经贸领域的老友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本国反对声尚强烈时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商人更受推崇。

　　朋友来了有好酒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不吝给予高度礼遇。

　　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是一种常见的款待方式。即使是导演伊文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这样不具行政级别的文化界好友，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厚，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聊天、吃饭。

　　其实，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老友，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机会见到国家领导人。每年年初，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春招待会，邀请在华友人参加。

　　对于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友，祝寿也是一种维持友谊的例行方式。如果友人住在中国，那么领导人会去看望，并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庆祝。曾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曾设家宴款待日本老友西园寺公一，祝贺他的八十寿辰。

　　如果友人不住在中国，那么一般也会有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或类似级别的领导人赴海外祝寿。国家领导人王震就曾以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的名义赴日为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祝寿，还转交了邓颖超向其赠送的“寿”字盘。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行程中，经常安排有拜访老友的环节。例如，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访问新西兰时，就两次会见了曾到访延安报道抗日的老记者贝特兰，并邀请他再回延安。

　　中国政府对老友的关心和帮助远不止于嘘寒问暖，甚至还包括邀请友人来北京治病。1938年，印度医生巴苏曾随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转战华北，救死扶伤近五年。近半个世纪后，中国人以相同的方式予以报答――对外友好协会邀请巴苏来北京治病并访问。

　　对于中国人民的友情，不少友人深受感染。萨马兰奇就曾说，他的一生荣获过许多奖项，但最看重的还是中国人民把他看作老朋友。

　　当然，中国政府款待好友，也对他们“讲义气”怀有期待。“在我们看来，朋友就意味着不应该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那么，什么是不够朋友的行为？说到底，最伤感情的事情就是危害中国最核心利益的事情。”张清敏说。

　　老朋友今安在？

　　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有些最终成了自己人，比如波兰记者爱泼斯坦。他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入党，还是全国政协六届至十届常委。

　　更多的老朋友居住在自己的国家，或者即使住在中国，也依然保留了原国籍。

　　许多老友都已离开人世，从1985年开始，《人民日报》有几个时间段曾密集出现友人的讣闻。这也可被视为一种极高的待遇。当一些重要的朋友去世时，国家领导亦会发去唁电。之后，逢百年诞辰等纪念日，这些友人的名字还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每次出现，都不会略去“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称呼。

　　一些感情深厚的老友将骨灰留在了中国的土地上，这是他们的生前遗愿。例如，埃德加・斯诺的一部分骨灰安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边，路易・艾黎的一半骨灰融入了甘肃山丹的土地，加拿大友人文幼章的骨灰撒在了他的第二故乡四川乐山。

　　自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一短语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频次骤减，从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20次左右。

　　在张清敏看来，老友之称使用的减少反映了外交策略的调整。“随着中国外交不断走向务实和国际化，越来越符合外交规律，‘老朋友’这种称呼的意义也就逐渐淡化了。”

　　进入2011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前两个月的《人民日报》中只出现了两次，一次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一次是亚冬会组委会主席库里纳扎尔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