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中手铐脚镣的曾锦春。
谈起自己没有侍奉好老母亲，曾锦春失声痛哭。
曾锦春汝城老家建的小别墅在小山村里看上去鹤立鸡群。
临刑前希望能回家侍奉老母亲 被宣布开除党籍时哭了
“死了倒好，或许可以减轻我的罪孽”
来源：湖南广播电视台-《法制周报》
《法制周报》记者 蒋伟 /文 伏志勇 /图
“我父亲一生就是个穷教书匠，受这种影响，我特别不想教书。我的想法是作为一个男人，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能光宗耀祖，尽管我经常发表文章写的是为人民服务，其实脑子里想的还是怎么当官。”――曾锦春的狱中忏悔
“我还想当纪委书记”
《法制周报》：如果有机会让你重新选择职业的话，你会怎样选择？
曾锦春（以下简称曾）：我还是会选择当纪委书记，当纪委书记可以为民做很多实事，只要不谋私的话，我可以反更多的腐败。
《法制周报》：你为什么不重新选择做农民、工人、老师，或其他？
曾：我不想当农民，因为当农民太苦太累太穷。当工人和老师没有什么权力。
（这个时候，曾锦春想到的依然是得到权力，这令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愕然。）
《法制周报》：假如你再当纪委书记，你会怎么做？
曾：我知道腐败的高发区，一个是工程招投标，一个是吏治腐败。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司法也是易发区、高发区。我就知道怎样去反腐。公路建设也是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润，建筑工程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容易产生腐败。
《法制周报》：你怎么预防吏治方面的腐败？
曾：用人公开、公平、公正、公示，对领导干部经常搞民意调查，并定期公布。考察干部最好是明察暗访。纪委审查时必须实事求是，对群众有反映、有问题的干部一定要敢于否认，不要怕得罪书记。
《法制周报》：有没有关系比较好的人找你帮忙，但没有任何回报的，你帮过这种忙吗？
曾：没有回报的忙我一般不帮，帮忙是有风险的，除非找我帮忙的人对我有恩。
《法制周报》：你为什么对矿山最感兴趣？
曾：我对煤矿不感兴趣，对有色金属矿特别感兴趣。1973 年到1980 年，我到临武县花塘乡（公社）当党委书记，乡（公社）里开过有色金属矿，那时我所在的乡（公社）就赚了两百多万元，是全省的学习榜样。开煤矿事故多、风险大，有色金属矿风险小、赚钱多。
《法制周报》：是否有利用“两规”权力压制别人，当“两规”对象妥协让步以后，你又解除“两规”措施的情况？
曾：当然有。郴州市煤炭局一个副局长不听招呼，要关我打招呼的一个煤矿，我要对他实施“两规”，但我的一个侄子跟我讲，那个副局长没有什么问题。同时，那个副局长也马上妥协让了步，所以第二天我就指示暂缓对那个副局长实施“两规”。
《法制周报》：你被抓后，郴州有很多人放鞭炮，这个情况你知不知道？
曾：我在纪委书记这个位置上查了一百五十多个处级干部，得罪的人太多。有些是别有用心的人组织的，有些当然也不排除是受冤屈的。
（曾锦春认为“当官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有钱好办事”，这种心理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
“省纪委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时我哭了”
《法制周报》：还记得你是从哪一天失去自由的吗？
曾：我2006 年9 月19 日被省纪委带走，当时已感觉到早晚会事发的。
《法制周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你早就有预感了？
曾：省纪委查了我三次，但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我在郴州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与有关部门都有一定的关系，告诉我抓李大伦后，下一个抓的就是我了。当时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我的问题太严重，太多，要处理也来不及了。尽管我跟有些送钱的老板打了招呼，订攻守同盟，但毕竟我还是对那些老板有所不放心。所以纪委把我带走是早晚的事。
《法制周报》：这两年半来，你的思想变化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曾：第一个阶段：刚开始是以为可以侥幸过关，以为自己的钱都以亲戚的名义投到矿里去了，查不出问题。
第二个阶段：宣布“两规”后，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省纪委可能掌握了我的证据。因为“两规”是适用于足以处留党察看处分的组织措施，所以我就交代了五百多万元的受贿和违纪问题。
第三个阶段：之后我又不交代问题了。
再后来我交代了三千多万元的受贿问题。
《法制周报》：案发后，回想起自己的经历，你哭过吗？
曾：2008 年3 月22 日，省纪委宣布开除我的党籍时我哭了。因为我是党培养起来的干部，为党干了四十多年，有很深的感情。我默默地哭了半个小时，当时心里完全是空虚的，恐慌的……
《法制周报》：有些什么样的思想或者书籍曾经影响过你？
曾：有些权术思想影响了我。第一，当官要学会用权的艺术、技巧。我当县委书记时，三年内把乡党委书记和科局一把手都调整，重要岗位都安排自己的人。郴县有个计生委主任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他换到工会当主席去了。第二，笼络人心，尽量多说好话，带目的地去关心别人。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当时的郴州市招标办主任因赌博被公安局抓了，我保护他，没有追究他。招标办主任抓住了，整个招标工作我就得心应手了。
“希望能让我回老家侍奉老母亲”
《法制周报》：你冒那么大的风险捞那么多钱，最终为了什么？
曾：我想到我退休以后用这些钱去投资村里，开采铁矿回报乡亲，同时我也可以有所作为，名利双收，让老百姓为我树碑立传。当然是以招商引资的名义去投资我们附近的铁矿，不会暴露自己的问题。
《法制周报》：有人说你在位的时候上班都很忙，办公室门口经常要排长队？
曾：上班时我办公室像赶集一样，真的是门庭若市！找我帮忙的人不少。当然我工作还是做了不少。
《法制周报》：你现在还有什么要求？你最感激的人是谁？
曾：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希望组织能给我一个机会，搞个假释，我就回到老家，去侍奉我的老母亲。除了父母之外就是我舅舅，我最难忘的是他。所以我在位时把他的小孩都安排了工作。因为他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家，我是爱憎分明、知恩图报的。
“知道自己要死了，脑子里什么都是空白”
《法制周报》：听说你信迷信？
曾：我很信迷信，我老婆也信，我还安慰她别太担心，其实我比她更信。每次收了人家的钱总是心惊肉跳，连鸟叫我都怕。我的血压高也与我犯罪有关，是长期担惊受怕所致。最痛苦的感受是心慌，好像一切都是空荡荡的，一切都完了，精神上的恐慌，让我一直以来都在担惊受怕。
现在，我每天都在牢房里，望着窗户外面的松树，我就想我要是像这棵松树一样常青该多好，风雨来了都不怕，看到花，我会想到花开花落，很心酸。
我这个人看上去很坚强，其实内心很脆弱。特别是现在，知道自己要死了，更是特别软弱，好像什么都是空白。有时候甚至想，死了反倒好，或许可以减轻我的罪孽。有时候想开了，有时候又想不开，想不开的时候很痛苦，想开了就像解脱了一样，心里很矛盾，每天都在苦苦地挣扎。
人对死亡有着天然的恐惧，曾锦春尤甚。在狱中，甚至在酷热的夏日，他就早已感觉到了生命冬季的寒冷。他无数次回忆起自己的悲欢离合、痛苦忧伤，还有曾经的贪欲与罪孽、梦想与追求，如今这一切都最终化为了枯枝败叶，随风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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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锦春被执行死刑
2010年12月30日，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2008年11月2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曾锦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曾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经依法开庭审理，于2009年7月21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定罪量刑，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1997年下半年至2006年9月期间，被告人曾锦春利用职务上便利，在有关矿产承包及纠纷处理、干部选拔任用、工程承揽及招投标、税费的减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及诉讼案件的处理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子女、情妇（均另案处理）收受或者索取40余人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3123.82万元，其中索贿数额计人民币329万元。曾尚有折合人民币共计952.72万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曾锦春: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
来源：湖南广播电视台-《法制周报》
《法制周报》记者 蒋伟 /文 伏志勇 /图
“名利享乐的思想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像白蚁毁堤一样，一点一点地毁掉了我思想上的防线，让贪欲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特别是快到任的几年里，收钱简直到红了眼、发了疯的地步，成了典型的利令智昏。现在回想起来，收了那么多贿赂，终究是担惊受怕的日子多，真正开心的时间少，到了夜晚很少安心睡觉，经常噩梦连连。”――曾锦春的狱中忏悔
编者按：本报首次披露了曾锦春腐败渐变的心路历程，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许多读者纷纷来电表达自己的看法。一位读者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曾锦春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忏悔，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回过头来讲，要钱有什么用，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曾锦春在狱中忏悔说，“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后悔，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吃，我害了家庭、害了子女、害了一个家族，给纪委和党抹了黑，悔不当初啊……”
《法制周报》本期继续推出《曾锦春的刑前对话》，对曾锦春的腐败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思考，为广大干部群众提供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也给手握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敲响了警钟。广大党员干部应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地点：湖南省长沙市第一看守所询问室
◎被谈话人：曾锦春（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我对想做的事不惜一切代价”
《法制周报》：你怎么评价自己？
曾锦春（以下简称“曾”）：我对想做的事不惜一切代价，特别争强好斗。我讲话是一定要算数的，事情搞成了很高兴，哪怕付出再多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法制周报》：工作中，你最喜欢什么性格的人，最讨厌什么样的人？
曾：我最喜欢心直口快的人，讨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搞名堂的人。
《法制周报》：外人都说你比较霸道，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曾：人受了挫折之后，想清楚之后，是最清醒的。现在这个时候的我，是最清醒的，原来的我很糊涂，（心理）比较膨胀，目空一切。
《法制周报》：假如你没有出事，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的人吗？
曾：我是一个愚蠢的人。我认为没出事的话，还算成功，但是现在已经出事了，也就是失败了。
《法制周报》：你在官场三十多年，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你最感到欣慰的是哪个阶段？
曾：从1995 年到2000 年，担任郴州市第一任纪委书记期间，是我最欣慰的。
《法制周报》：你认为工作得到上级组织和老百姓的一致认可，是什么时候？
曾：我当郴州市国土局局长和农办副主任、郴县（今郴州市苏仙区）县长时，大家都认可我。当时我还是想搞点政绩出来的。
《法制周报》：从你的历程看，1995 年就当上了市纪委书记，是不是过于顺利？
曾：那时候我确实干得好，有点成绩。
回想起来也确实太顺了，以前有段不顺，后来太顺太得志，这让我骄傲自满，心理极度膨胀。
《法制周报》：你在仕途上受过一些挫折，当时是怎么想的？
曾：我从临武县委书记到市国土局当局长，组建郴州市国土局，后来当市农办副主任。当时我还年轻，才三十多岁。我有想法，想在新地方干出点成绩出来。现在想来，人生的捷径可能就是最坏的路。
《法制周报》：听说当时有朋友提醒你，反映你问题的人也很多，要你在工作上注意按规定办事，但你没有听，还一口咬定没有问题。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曾：我当时想，反正查不到就没有问题，存在侥幸心理。当好朋友对我个人提意见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对我好。我当时还是考虑了一下，不是警醒自己收手，而是警醒自己如何应付上级检查。
《法制周报》：老家建别墅，你出了多少钱？
曾：我给家里人的印象是廉洁，甚至是一毛不拔，建房我只出了六万块钱。按人头数八兄妹每人两万块，一个小孩参加工作的每人出两万元建房，两个小孩参加工作的就是四万，所以我是出了六万元用于家里建房。
我本来是可以一个人出钱的，当时我要他们出钱，所以他们恨我。我的钱都在矿里，本来是想等我把矿开好了以后，再给家里一大笔钱的。我没有给家里人太多好处，只安排好了他们的小孩参加工作，但直接的好处没有。
“李大伦作为一把手没有带好头”
《法制周报》：关于李大伦的情况，你当时知不知道？
曾：我最早知道一些。有个在广州的嘉禾人称掌握了李大伦的一些受贿情况，称自己跟中纪委的人有关系，要50 万才能摆平。他是书记，要维护威信。李大伦对我说，你要赶紧把这个案子破了。后来就把这个人抓起来了。
我搞矿山，他并不清楚，谁也不知道谁的事情。他不知道我搞矿山收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他搞房地产和工程收了多少钱。
他的儿子在永兴县搞房地产工程，几百套房子卖不出去，就要县里各单位分配买房，要单位拨款，实际上是李大伦的意思。还有市工商局办公楼和几条路的开发，李大伦都插手，我才觉得他有问题。我当时对雷渊利、樊甲生的情况也并不清楚。
《法制周报》：你怎么评价李大伦？
曾：他和我差不多，特别霸道。
《法制周报》：你是怎么看郴州市原市委班子系列腐败案的？
曾：李大伦作为班长、书记，他对郴州系列腐败案是负有责任的。李大伦作为一把手没有带好头，到处插手招投标、插手工程，当时在郴州，人、财、物都是书记说了算。市委书记的权肯定比纪委书记大，制约市委书记肯定比制约纪委书记难，市委书记对纪委书记不满意可以换掉你。所以同级监督很难，需要上级加强监督。
“谁来监督纪委书记”
《法制周报》：你认为现在的制度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曾：现在的制度总的来说是好的，关键是落实。有制度不落实，制度就成了映在墙壁上的月亮。现在某些领导干部讲形式的时候多，比如每年都搞红包上交，私底下有些人是收多交少，收一万交一百，我当市纪委书记的时候每年交一万，实际上收的远远不止这个数，做做样子而已。我当了十一年市纪委书记，一共交了十五万多。当时郴州提拔干部，实际上是按“一把手”书记的意思办，先是组织部按照书记的意思召开部务会，然后是书记办公会，经过书记同意后再召开市委常委会，这就只是形式而已了。只有极个别的干部提拔时，有常委意见大，会讲得很清楚，不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绝大部分干部基本上都是李大伦书记说了算。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谁来监督纪委？谁来监督纪委书记？这是个监督盲区。
当时李大伦作为市委书记多少有点违纪，他不敢监督我，怕我向省纪委专门报告。我当纪委书记的时候有点忘乎所以了。
《法制周报》：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对权力的运行缺乏制约和监督，就容易使权力行使者蜕变，使权力成为权力拥有者的犯罪工具。你认为应如何加强对纪委和纪委书记的监督？
曾：还是舆论监督很有价值，也很有作用。
我作为市纪委书记，可以对郴州的公检法施加影响，对市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长都能采取措施，这些权力我没有正确使用。纪委应该只管本职工作，只管纪委的事，要忠于职守，不属于纪委的事情不要去管，什么招标、矿山，纪委都没有权力去管。这就是滥用职权，不能够按照纪委的职责办事，就肯定有不良企图。
就我的教训来说，有两点值得总结：
第一，在党委分工上，不要让纪委书记插手别的事情，纪委工作要严格按照纪委的职责办事。
第二，纪委书记任职不能超过两届，更不能在本地任职超过两届，纪委书记和纪委干部要异地交流，在本地任职时间长关系多了，纪委工作就不好开展了。无论工作好坏，做得好的要奖励，做得差的要惩罚。
我建议中纪委直接对下面的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行使监督权，专门成立监督局，监督纪委工作。现在很多时候讲好话的居多，对一些问题轻描淡写，或者只建议一下。李大伦在位时，郴州市委常委会开民主生活会是流于形式，李大伦让大家提意见，都是唱他的赞歌，有点意见的也只是提建议，轻描淡写，从来没有人重点讲过存在的问题。
我有时也在民主生活会上讲一讲，也从来没有人提什么意见。老是每个人发言，最后李大伦作总结，都是只讲成绩不讲问题，缺乏一针见血反映问题的话。
人都是有感情的，对提意见的人一般很反感，从来没有人敢对我的工作提意见，顶多只是说一句希望工作做得更好。
《法制周报》：对于正在岗的领导干部，为避免走上犯罪道路，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曾：不义之财不可取，侥幸之心不可有。这是我的深刻教训。
除了工资和应得的奖金福利外，都是不义之财，不该要的不能要，不该拿的不要拿，伸手必被捉。
在担任郴州市纪委书记期间，省纪委查了我三次，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矿山的股份都是以亲戚的名义投的，查不出，我也存有侥幸之心，反正以亲戚的名义查不出。
我总以为没有一对一的证据就没事。如果有两个人来送钱，我肯定不会要，我总想一个人送钱、一对一的关系，没有人知道，侥幸心理让我认为没有关系。要是有害怕心理就好了，可惜的是侥幸心理大于害怕心理。
我作为市纪委书记，经常做反腐败的报告，我当时想，当官无非就是为了发财，当官是一时的，搞几年就没有了，发财是一世的，有钱好办事。
是侥幸心理让我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2000 年面临换届，本来要把我调到衡阳市担任纪委书记，我想要照顾家人，就不愿意去。如果那次换届，我没有继续在郴州担任纪委书记，就应该没事了，不会犯这么大的错，发展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记者手记
忘不了曾锦春母亲的泪眼
本报记者 蒋伟 /文 伏志勇 /图
2009 年2 月底的一天，我们来到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汝城，这里早已是春暖花开，道路两旁开满了桃花和梨花。曾锦春的家在汝城县附城乡斗山村铜坡店组，离县城不远。我们此行是去看望曾锦春86岁高龄的老母亲。
车窗外春意盎然，一派生机，我们的心里却是沉甸甸的。汝城县是全国贫困县，被称为“老、少、边、穷”地区，民风淳朴。吉普车顺着乡村公路前行，两边是低矮的瓦房，小块小块的农田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丘。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远远看见一片稀疏的村落里有一幢四层“洋房”，这就是曾家。这个院落由一人多高的砖墙围着，院子里有花坛、水池、小桥、盆景、凉亭，只有一扇大铁门与外面相通。曾锦春的母亲和村支书在家门口迎接我们。曾母这年86岁，一脸慈祥，不停地拿瓜子、花生给我们吃，同时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们与老人家正面坐定，看着她那双红肿的眼睛，便知道老人家是经常哭的。我们想，“人老泪少”，老人家有这么多泪，心里肯定是苦到了极限。
曾锦春幼年家境贫寒，为了帮助家里积肥，曾锦春拾狗粪、捡牛粪，什么事都做。但他聪明好学，成绩很好，一直读到湖南师院毕业。读大学二年级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后他当过工人、教师、乡干部、乡党委书记，后来当了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委副书记。
在与老人家交谈的时候，我们环顾了一下这个复合式的大客厅，高大宽敞，不少地方用的是上等的石料。一座一人高的大钟已停止摆动，意味着这个家庭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也似乎暗示着这幢房屋的“主人”戏剧般地拉下了政治舞台的“大幕”。客厅上方是一张全家福，这张照片是2001 年曾锦春在家时和家人一起在曾家祠堂照的。
照片上的曾锦春意气风发，一大家十几口人其乐融融。看到相框上有些灰尘，老人家拿出纸巾轻轻擦拭。看到儿子的照片，老人家又恸哭起来。
离开曾家大厅，我们在院落大门口观望，这幢十分气派的“洋房”不少窗户外都装有空调挂机，在这个贫困山村里，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这幢房子是2004 年建的，2005 年过年时曾锦春在家里呆了三天，郴州市一些地方的干部和老板前来贺喜拜年，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而现在，这幢房子很少有人往来，显得十分冷清，使人感到有些压抑。
曾母那双老泪纵横的眼睛，让人悲叹而又无比伤感，我们不忍心过多打扰这样一位母亲，不忍心引起一位老母亲太多痛苦的回忆，便告辞了曾家，老人在门口久久目送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期待与无奈……
在走访曾母许多天之后，老人家的那双泪眼仍时常在我们脑海里浮现。曾母是平凡的，她像千千万万的普通母亲一样，用善良的心和勤劳的手抚养子女成人；曾母也是不幸的，她为自己的儿子贪赃枉法犯了大罪而蒙羞，在“老弯了腰”的时候还“抬不起头”。曾母的泪不仅源自母亲对儿子无限的爱，也源自一种永远无法抚平的追悔和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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