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会议3月14日在闭幕式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将在今后5年指导中国经济「调整」的规划。该规划显示出未来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的目标,而过去5年的平均增长率超过10%。对于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外国媒体纷纷抱以期待的眼光。
艰难改造经济模式
据法国《世界报》3月15日报道,题:中国经济模式的艰难改造(记者布里斯·佩德罗莱蒂哈罗德·蒂博),文章摘录如下:
全国人大会议3月14日在闭幕式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将在今后5年指导中国经济「调整」的规划。该规划显示出未来5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7%的目标,而过去5年的平均增长率超过10%。
温家宝总理周一在记者会上表示,主动降低发展速度表明,「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温家宝解释说,要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使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环境和资源相适应」。
现任领导班子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质量并不是最新消息,在本世纪初就已开始进一步关注中国发展模式滋生的经济和社会差异。2011年至2015年的五年规划颁布了重大的宏观经济方针,但在采取怎样的手段实现目标方面依然不明确。
已在2010年10月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相对来说在人大体制内引发的争论很少。但由于各地方政府不乐意实行降低发展速度的措施,它最终能够改变迄今占上风的「经济增长至上」的逻辑吗?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规划最重要的方面在于调整中国模式的观念,但它依然处于希望的状态下,县体措施不够完善。经济增长可一时被遏制住,但经济过热将会重现」。他认为,该规划忽视了国家融资(通过税收、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出卖土地的渠道)的种种不健全机制。
规划工作者许诺在实施规划中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对于地方干部来说算不上问题,例如去年秋天,他们当中就有人给自己省内的造纸厂或冶炼厂断电以遵守北京下达的指标,以靠近「十一五」规划中许诺的节能20%的目标,哪怕对工人采取技术性减员。这些过分的做法是依然指导中国经济的集中统制论的失败。
真正摆脱GDP崇拜
据英国《星期日电讯报》3月6日文章,题:中国对高GDP的着迷可能会扼杀规划(作者彼得·福斯特发自北京),文章摘录如下:
「十二五」规划在北京被称为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一个分水岭──即中国将从出口和投资转向更加环保、更加由内需拉动的消费型经济。
若干年后,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官员和经济历史学家将回顾2011年3月发生的事情,并说,这是中国真正认真摆脱对GDP崇拜的时刻。对高GDP的着迷是狂热和近似于浪费的资本投资热诱发的。
中国官员非常清楚其对资本投资的上瘾所造成的破坏──日趋扩大的贫富差距、危险的房地产泡沫、不断上升的通胀、灰蒙蒙的天空、腐败猖獗等。可是,他伺迄今的行为表明自己完全无法抵制GDP年增长l0%的诱惑。
上一个五年规划(2005年至2010年)开始执行时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热烈的、要调整经济的保证,但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投资如今在中国GDP的构成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而家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却一直在下降。
中国官员完全明白,为使经济保持更加平衡他们需要做什么。但是,知道需要做什么与实际做什么并不是一码事。
『福利开支需要增加,这样人民就会少存钱多消费;服务部门需要扩大,以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竞争和私人投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有更完善的目标,以将中国国内市场连接起来;银行体系需要改革,以让更多贷款投向中小企业。
这些事情为何没有做,或者说至少没有按西方许多人所希望的那种速度去做的原因在于,重新平衡经济意味着将从腐败的地方官员和房地产大亨的口袋里掏钱,从国有大银行和企业的口袋里掏钱,并将钱交到更多的老百姓手中。
指导经济稳步发展
据德国《商报》3月11日文章,题:中国新的计划经济(记者泽林)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并不意味着回归计划经济。因为中国早已从西方学到了两点:经济过于复杂,无法详细计划。还有: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但中国人从自己在过去几十年里犯下的错误中学到的更多。
最重要的教训:领导层应该扶持企业,方法是关心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强大的外国竞争者面前保护它们。领导层需要高额外汇储备,从而使企业能去冒
更大的风险,使自己可以补救过于严重的社会不公。
追于这些经验的压力,这种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性计划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加速器,而且现在要在人大会议期间变异为指导稳步发展的规划。
今天领导层只在企业对利益的狂热追求损害中国的福祉时才出面干预。但对中国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大方针虽然已经在去年lO月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但日前正在人民大会堂被精雕细琢。
中国领导人最近的讲话使人们察觉到规划和难以驾驭的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起码这种规划迫使领导层不管向哪里前进都团结一致。
五年计划在亚洲很普遍,不仅存在于共产党人那里。印度人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在推出五年计划。越南人今天仍然在制定它。韩国人数十年来依靠计划发展,甚至连日本人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以这一节奏制订计划,而且正考虑现在在困境中重新采取这种战略。
而对我们西方的思维来说,5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尤其在通常每天都发生变化的政治领域。但中国人甚至有百年计划。这不是很荒谬吗?是的,如果他们试图预言未来的话。但如果他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前进方向,那这就不那么荒谬了。
我们德国人究竟希望到德国重新统一100周年时达到什么目标呢?假如问默克尔女士这个问题,她大概会说:
「3月底将举行州议会选举。到那时我们再往后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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