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3年扶贫:万名干部常驻贫困村庄 围剿穷广东

　　[导读]唐青林十岁了，她还从未走出过她的村子，她的父母，亲戚，以及她所在的连南县三排村的绝大多数村民都和她一样，连离开村子的车费都掏不起。

清远某村农户，一间房里放满4张床。村里人的居住条件大多类似。 （曾亮超/图）

在广东乐昌市大富村，扶贫的效果可以从村里小孩添置的新衣服上看出来。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围剿穷广东

　　在富广东的背面，还有一个被省委书记汪洋称为“先富地区之耻”的穷广东

　　广东以“责任到人，规划到户”为全新模式，以史上最严厉的干部考核制度为保障，开始为期3年的“扶贫大业”

　　让所有人都免于贫困，是“幸福广东”一题必须解出的答案，这也或将是广东在扶贫事业上为中国迈出的引领一步

　　唐青林十岁了，她还从未走出过她的村子。

　　他们的村子在广东，一个被绝大多数国人视为富裕发达代表的地方。这个2010年GDP超过45000亿冠绝全国的省份，拥有最繁华的城市，最密集的工厂和最优良的交通；但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有三排村这样极度贫困的村落。

　　即使作为一名本省干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办公室主任王清明也绝对不会想到广东还有如此贫穷的一面。让王清明走进三排村的，是广东省从2010年3月在全省范围内启动的扶贫工作。

　　王清明正是全广东11524名驻村扶贫干部中的一员，他们来自各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央企驻粤公司与省级国企。这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新“上山下乡”运动。从 2010年3月份起，他们分别进驻散布于粤东、西、北的3409座村庄，与农民同吃同住，并兼任当地副村支书，任期1-3年。

　　如果不是这场“扶贫大业”，这些来自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干部也从未如此真切地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上光芒四射的广东的背面：在占全省行政村总数16.2%的共3409个贫困村庄中，超过40%的贫困线下人口人均年收入不及1500元。

　　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考察后把粤西北贫困地区称为“一块心病”，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

　　超过1万名干部由此进驻每一个贫困村庄，这些“过惯了富日子”的新任村官们的使命是，入户调查，为每户贫困家庭建立档案卡，用3年时间，不但要帮助各自负责的村庄找到最合适的发展之道，还要为每户贫困户量身定制脱贫方案。

　　2012年，他们要实现被帮扶的贫困人口八成以上人均年收入达2500元。在广东省委的工作部署中，对于这个目标的表述非常简单：必须实现。

　　这场真刀真枪、完全有别以往的新“上山下乡”始于2007年12月广东省最新扶贫决策的规定：扶贫必须“规划到户，责任到人”，采取“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的措施，将扶贫对象具体落实到个人。

　　中国自1986年启动，持续25年至今的扶贫大业，眼下在这个国家最富裕的省份启动了史上力度最猛、打击最精准的贫穷围歼战。这场空前的扶贫运动正在刷新中国一直以来的扶贫模式。

　　你不知道的穷广东

　　“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是“幸福广东”一题必须解出的答案

　　这场“激战”发生在广东，多少出乎人们意料。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已然成为深入人心的富裕标杆。广东经济总量居中国第一的地位已经持续多年，整个国家每赚八块钱，其中一块就来自广东。

　　直到在乐昌大富村开展入户调查时，谢文清才发现另一个残酷穷广东的真实存在。

　　他在一个星期内到同一家贫困户走访了三次，走进昏暗土屋时首先进入眼帘的始终是桌子上那惟一的一碗咸菜，只是每次去都会减少五六粒。

　　村里人对这位衣着体面的城里干部反应冷淡。人多，地少，能长的庄稼有限。勤不勤劳，日子都一样。

　　谢文清每几个月回家一次，从大富开车回江门鹤山，这名鹤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花在路上的时间是四个多小时，这趟不算长的车程，“一下隔开了两个世界”。

　　这是驻村干部初次抵达时集体感受到的震撼――粤西雷州东塘村，300人的学校没有一个学生专用厕所；粤东梅州溪口村，人均仅四分田地，养不活一家老小；粤北河源杨梅村，人在里面不知道如何出山，外来媳妇不惜打掉孩子也要逃离……

　　这些身处绝境的村民，或是地理位置本身不适宜人居；或田地、水、交通资源恶劣；或因信息闭塞，根本不可能打开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这些先天劣势衍生的后果接二连三：教育资源严重缺失，基本没有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抗风险能力差，一人生病拖垮全家。

　　他们并不比西北、内陆等绝对贫困地区更为绝望，但他们被另一个富广东甩下了太远太远。两者的差距相对应的专业术语是区域发展差异系数，目前中国平均系数为0.62，穷广东与富广东之间则达到了0.75，而国际标准的极限为0.8。

　　没有哪一个比另一个更贴近真实，只要其中一个仍旧落后，另一个再高度发展，也承不起一个完整的“幸福广东”。这是最基础的木桶短板常识。“幸福广东”是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任期内的目标，穷广东这块最突兀的短板，显然是“幸福”一题中必须解出的答案。

　　扶贫没有标准解法

　　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最有效的扶贫不是做加减乘除，它是道复杂的语文题”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解法可以帮到所有人，”大富村驻村干部谢文清说，“只有下到最基层，才知道最有效的扶贫不是做加减乘除，它是道复杂的语文题”。

　　这是“双到”有别于此前所有扶贫模式的关键。中国自1986年起开始设立扶贫工作机构，制定扶贫方针。基本的操作始终是，扶贫专项资金到省，再按市、县、村逐一下拨。

　　过去30年，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与成就如影相随的弊端在于，扶贫资金在层层下拨中难以避免地跑、冒、漏。每年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中，就频频出现“1／5扶贫资金被挪用”，“1.5亿扶贫款买了小轿车或弥补了行政经费”等信息。

　　此外，按国际经验，当贫困人口比例降至10%以下，由于贫困人口变少且分布分散，必须得靠微观层面的努力，比如，扶贫到村，落实到户。

　　这已成为共识。2001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2001-2010）》也明确指出，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要从贫困县缩小到贫困村和贫困户。

　　“双到”的雏形可追溯到2007年12月13日，汪洋在清远考察调研时提出，“能不能将扶贫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比如可不可以把贫困户基本情况录入电脑，登记造册，明确扶贫脱贫的具体办法，将‘谁去解决脱贫，解决谁的脱贫’责任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

　　彼时，他刚赴粤就任广东省委书记不到10天。在系列调研规划之后，广东确定了扶贫工作的基调：新的载体、新的方法，进一步明确扶贫的规划对象和责任主体，“扶贫双到”由此出炉。

　　一切从改名开始――扶贫办改称扶贫“双到”办，人手也比之前扩充了3-5倍。他们很快发现机构臃肿的担心完全没必要，眼下“一年的‘双到’工作抵得上过去十年的工作总和”。

　　2010年，“双到”开展第一年，广东省委常委会专门召集了七次会议，听取21个地级市扶贫汇报。省委13位常委和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省长分别挂钩联系一个市，并负责督察各自挂钩市的“双到”工作，各市县党政一把手也纷纷挂钩一座村庄。

　　挂钩的职责之一，是这些领导每年必须起码两次亲临一线。来自广东省扶贫办的统计数据，2010年各级领导的下村次数近20万人次。显然，很多官员下去的次数远不止两次。

　　对于驻村干部来说，每天在与农民打交道时，都会遇上意料不到的难题，这也正是到户、到人微观式扶贫的难处，同时也是价值之所在。

　　王清明在三排村遇上的问题更加棘手。起初，他为村民引进的脱贫产业是种植桑蚕，在把桑蚕苗、肥料、技术培训讲座通知发给大家后，却发现许多村民没什么积极性，甚至有牛闯入田地啃桑苗都懒得管。

　　在花数万元拉铁丝网、花钱雇人赶牛、报警请求保护等一系列折腾后，王清明总算弄明白了，农民不心疼，是因为没花自己的钱。

　　在推广养猪时，他只给村民500块钱补贴建猪圈，猪苗、饲料可为预先垫付，但卖掉猪后必须还清，否则禁领下一批猪苗。此外，他还要求每个村民签保证书，不得中途变卖猪换购消费品。

　　这是经验教训，此前这样的事就曾发生过。王清明觉得，扶贫，绝不能满怀一腔爱心与同情就向前冲。

　　眼下，他正努力阻止村民管他喊“老板”，“他们该叫我支书，不要让他们觉得省烟草专卖局很有钱，”他说，“尽管这是事实”。

　　目前投入帮扶三排村的680万元都是由省烟草专卖局直接划拨到账上，区别于以往逐层下拨的扶贫模式，王清明掌握每一分钱的去处。这也是所有扶贫工作组使用、分配资金的方式与权限。

　　眼下初春，土地才刚开耕，王清明却迫不及待站在田头，面朝光秃秃的土地想象秋天的模样。去年除了桑蚕，他还带领村民种上了芋头，收成不佳，这让他心痛了好阵子，今年他计划改种更适合生长、效益更高的金银花。

　　“有村民叫我‘猪扒皮’”，他笑说，因为他曾过度积极地清晨五六点钟就挨家敲门叫大家起床干活。

　　彼时他的模样，一点都不像是一名处级官员。

　　“各路神仙，各显神通”

　　“双到”让掌握社会重要资源与权力的部门调动与共享资源的实力充分施展，“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对眼下来自广东省直机关的各驻村工作组来说，扶贫工作中难以调动资源这一“老大难”再也不成问题。这些掌握社会重要资源与权力的部门，调动与共享资源的优势与实力在“双到”扶贫上得以充分施展。“责任到人，规划到户”效果迅速而明显：各路神仙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江门鹤山市政府6个政府机构在为帮扶对象乐昌大富村制定脱贫方案时，开始各施所长：资金最雄厚的供电局包揽了修路的所有费用；市委办号召全体党员缴纳几百至五千不等的“特殊党费”；谢文清所供职的文广新局从全市网吧老板处募集到数十台电脑；鹤山市委书记则发动全市中山大学校友企业家捐款20万元。

　　广东省交通厅为帮扶的乐昌梅花村解决了数十名年轻人的就学与就业，办法是送他们免费就读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及招募为高速公路收费站的临时员工。

　　省检察院在为连南百斤洞村修村路、铺水管等基础设施建设上一路畅通无阻，最近，驻村组长鲁礼树正在张罗与广州越秀区教育局合作，邀请几所省级顶尖中学的老师到村给孩子们上课，同时选送优秀的孩子入读这些学校。

　　除了省直机关和大型国企这些“神通广大”的部门单位，各市县和传统意义上“清水衙门”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湛江第二中学帮扶杨家镇北村，发动师生和学生家长捐款捐物。学校发动学生捐图书，并将学校里的桌椅、教具等拉到村子里，建起4个“农家书屋”。天气好的时候，学校还在村内空地给村民放电影。

　　位于湛江东部的吴川市，人们习惯了外出谋生，长期“市穷民富”。在双到工作中，吴川则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实力雄厚的企业会选择在当地开设企业扶贫，小老板则更愿意选择买耕牛和棉被等“送温暖”式的方法。他们惟一的要求是：更愿意优先赠益于本村人。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像“严打”般“动真刀真枪”的扶贫运动。检查组级别从村到省，每年对每座帮扶村庄复查五次，考核标准细分至21条，细到各单位一把手亲临村庄的次数。

　　查实主要靠翻照片，穿同一件衣服的一律被视为一次，除非你能指出身边工作人员或所穿的衣服有变化。

　　主导检查工作的扶贫办陡然成为决定各帮扶单位一把手政治前途的要害部门。

　　来自省检察院的驻村干部鲁礼树就在严格的扶贫成果检查与打分标准面前着实紧张了一回。

　　省检察院去年获得的考评其实并不低，97分。问题在于，得到满分及99分的单位一抓就是一大把，3分的差距，几乎相当于穷广东与富广东之间的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了。就这3分的差距，这让省检察院几乎从上到下绷紧了弦。

　　无论如何，鲁礼树打算在百斤洞村再扎根一年，打个翻身仗。他正酝酿着力度更大的扶贫措施，比如高寒山区贫困人口的移民工程。

　　免于贫困的幸福

　　“幸福就是吃饱穿暖，不想去上访”；“家乡有希望，就没人愿意离乡背井”

　　春耕临近，乐昌梅花镇上一款蓝色胶鞋一下就卖出好几十双。往年，由于农村年轻人的大量流失，买这款又好看又便于下田耕种的鞋的人越来越少。

　　朱春梅是其中一双新鞋的主人。她今年33岁，乐昌大富村人，此前与丈夫一直在外打工，今年春节回乡，发现去年在家乡种了一年绿色蔬菜的邻居赚的钱，比她在外一年的收入要高。这让她开始重新掂量土地的价值。

　　在这座被省委书记汪洋赞为“双到”扶贫样板工程的村庄，呈现出当下中国农村罕有的活力与人气。田间多了年轻人的身影，运砖头的板车繁忙地往返于村前村后――村里盖新房的人一下多了起来。

　　廖才兵在去年就已经盖起了二层新房。去年，这名乐昌远近闻名的老上访户与老伴种了8亩多绿色蔬菜，年收入近四万元。廖才兵回绝了过去一起上访的“老战友”，“跟我一起种菜吧，”他对着电话那头说，“上访不如种菜划算啊，又花钱又费时间！”

　　幸福对于他来说简单而具体。“幸福就是白天种菜回来，晚上还想接着种，”他说，“幸福就是吃饱穿暖，不想去上访。”

　　大富村村支书廖文忠说，2010年村里终于实现了零上访。

　　让谢文清更感慨的是，医疗事故致残的付数清今年一口气养了18头猪，他再也没睡过懒觉，并且还打算尝试种菜。谢文清最近一次上他家，正好碰上他拄着锄头准备出门，“他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凑了钱，合伙去修补一小段泥路，方便运菜。”

　　大富是“双到”扶贫开展后广东贫困山村悄然发生新变的缩影。在波澜壮阔的社会资源大整合、大投入的推动下，生活在富广东的穷人们享受到了久违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眷顾，以及免于贫困的自由。

　　这可能是改革先行之地广东的又一领先之举，广东省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容根谈及，在向中央及兄弟省份介绍广东的扶贫工作之后，全国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认为，广东的做法，为未来全国扶贫创造了经验。

　　按照李容根的理解，广东可能走早了十年八年，就像改革开放先走了十年二十年一样，方向正确，做法先进，绝对有效，可资借鉴。

　　广东省扶贫办提供的2010年考核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全省去年共投入资金近45亿元用于双到扶贫，平均每座村庄近130万元，帮助 155余万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上升至 2410元，增幅超过50%，近三万户贫困户住的危房完成改造，这个比例在今后四年还将大幅提升。

　　驻村一年后，许多驻村干部在村民发自内心表现出来的热情中收获了关于“干群和谐”的难得的成就感。每次进村，谢文清就像回到家般与迎面而来的村民熟络地打招呼。时不时的，他还被江门一些机关单位邀请回去讲讲“如何与群众和谐相处，与群众打成一片”。

　　2011年3月，“双到”工作正式进入第二年，也即倒数第二年。一些村民开始找驻村干部掏心窝话。眼下，他们最担心的是，好日子会不会随着驻村工作组三年期满后戛然而止。

　　驻村干部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在村头、村委会宣传栏里贴上“扶贫不扶懒”之类的标语。王清明，这名省烟草专卖局的办公室主任尽量避免让自己显得很“老板”，对于村民赊饲料、化肥、猪苗的要求一概狠心拒绝，“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他说，“我不会永远呆在这里。”

　　关于三年之后，驻村干部们的集体感受是，土地的价值能把年轻人重新吸引回来，农村就肯定有希望。

　　眼下，除了种植蔬菜，大富村的朱春梅还有了另一个让她留下的理由：在驻村工作组的重点培养下，当选大富村最年轻的妇女主任。

　　“家乡有希望，就没人愿意离乡背井。”她说。

　　同志们，这次动的是真格――最严厉问责制度下的扶贫官员

　　×××同志：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实行党政一把手责任制……在全市上半年扶贫开发双到考评中，你单位成绩不理想，工作被动较差，希望你作为单位一把手，切实负起扶贫开发双到主要责任，提高思想认识……立即行动起来……

　　这是2010年9月10日时任湛江市市委书记陈耀光和市长阮日生联名发出的警告信，对象是该市在阶段性考评中低于75分的帮扶单位。202个帮扶单位中，有 55个度过了一个忧心忡忡的中秋节――按照该市出台的问责实施办法，如果他们的帮扶工作仍无起色，等待他们的将是整个单位干部冻结使用一年的罚单。

　　这一决定的依据是2010年9月由广东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广东省扶贫开发工作问责暂行办法》。该办法明确了官员的失职行为和相对应的问责方式。

　　这标志着广东扶贫“双到”工作从初期的政策、思想动员为主进入最严厉的行政问责时期。随后，各地方纷纷跟进出台问责细则，情况之细分，处理之严厉，堪称广东乃至全国扶贫史上之最。

　　一把悬在扶贫战线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此形成。数以万计的广东扶贫干部如履薄冰地度过了问责红线拉起后的一百多个日夜。

　　不好意思，我已经不是镇长了

　　即使措施空前严厉，仅3个月后，触雷事件还是发生了――湛江雷州三镇官因帮扶单位无人驻村被集体免职。广东媒体将其称为“最严罚单”。

　　这三位免职镇官分别为雷州白沙镇镇委书记李振云、镇长王学和副镇长官明，原因是没有联系督促帮扶单位干部驻村，导致扶贫工作几无开展。“这次动的是真格。”湛江市农业局副局长、湛江市扶贫办主任吕雨说，“很显然，三位干部的政治敏感性不够强。”

　　问责事件至今仍余波尚在。在事件的中心――雷州白沙镇六余和草白两村，人们仍心有余悸。这是两个被案树林包围的山坳村庄，地处偏僻，均属省级贫困村。一直以来，两村因土地利益而矛盾深重。现在他们团结一致，与帮扶单位中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 “东兴公司”）奋起直追，试图挽回影响。

　　事起东兴公司在长达数月时间内未派出驻村干部。

　　东兴公司是中石化的二级单位，年营业额达一百多亿元。“当时我们还很高兴，这么强的单位来扶贫，一定容易出成绩。”按照湛江市的安排，六余、草白两村由东兴公司进行帮扶，资金分三部分投放：省财政每个村15万元，市财政每个村10万元，东兴公司每个村15万元。

　　但李振云在等待了几个月后，除了给两个村委会买的数码相机外，东兴公司再无其他动作。李振云采取了日后看来不太明智的做法――消极等待。“我指挥不了人家。”李说。这导致在广东扶贫信息网的公开信息中，六余、草白两村的资料几乎一直空白。两村村委会无奈之下，只好代劳写了“双到”工作方案应对检查。

　　东兴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易荣培解释说，东兴公司先后向雷州扶贫办递交了修路、修水利和村委会等计划，但都因不符合“双到”要求而被退回。至于没有干部驻村，是由于公司人手过于紧张。

　　时间在白沙镇和东兴公司4次毫无成效的会面中来到2010年11月。湛江市扶贫开发“双到”考评组完成了对该市74个贫困村的考评结果，白沙镇仅得44.14分（60分以下为差），和倒数第二名相差近30分，成为74个乡镇（街道）中惟一不及格的单位。

　　一个月后的12月6日，湛江市召开扶贫开发“双到”工作现场会，通报了考评结果。12月8日，雷州市召开会议传达了湛江会议精神。当天下午，意识到形势严峻的白沙镇和东兴公司召开了一次场面激烈的会议，试图挽回局面。

　　会上，东兴公司的负责人打电话给镇委书记李振云，对方说已经被市委领导拉去谈话。该负责人又找到镇长王学，王却尴尬地上前和他握手，说：“不好意思，我已经不是镇长了。”

　　在次日白沙镇主要领导的任免会上，李振云最后一次走进办公室。第二天，他成为雷州市财政局的一名科员。“希望组织能给我改正的机会，我会更加努力。”李至今仍抱有一线希望。

　　就是要“得罪”所有干部

　　湛江白沙镇问责事件的警示效应迅速传播。“很多帮扶单位和基层干部都打电话来，说他们已经如何尽力，对方没做好的地方建议督导组进行督察。”湛江市扶贫办主任吕雨说。

　　现在的吕雨身兼数职。除扶贫办主任，“双到”开展后，吕雨还被任命为湛江市农业局副书记和副局长，位列领导班子第二把手。他麾下的扶贫办从原来8个人扩充到44人，还多次被市主要领导接见、询问和鼓励。

　　这在以前这是难以想象的。在大部分县市，扶贫办只是一个挂靠在地方农业局下面的一个普通科室，人员寥寥。“级别低，拉不动什么单位”。

　　现在，“双到”让各地扶贫办的地位骤然升格，人员和经费都得到倾斜性支持。在粤西城市阳江，扶贫办从原来的科级被提为处级，人员扩充了5倍。“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该市扶贫办主任、农林局副局长姚德仁说。“人到，钱到”也因此成为各地扶贫干部们关于“双到”的玩笑性解读。

　　对长期默默无言的扶贫干部来说，这俨然一个春天。他们掌握资源、信息和政策动向，更重要的是，他们手握考核“权杖”，哪怕一个简单的考核结果都将影响各级单位一把手的政治前途。

　　各地定期进行的考核工作进行得极其细致严格。考核组会用查对照片、签名和向帮扶户求证等方法来核实帮扶单位一把手下乡的频率，不及格的直接行政警告。而遇到央企等没有直接行政约束关系的，就由市领导出面拜访，称为“礼劝”。

　　空前的地位和荣誉也带来空前的压力。全新的扶贫理念和模式，浩瀚的调查和数据统计，细致到极点的考核监督和人员落实，事无巨细的上报下达，无不挑战着扶贫办干部的体力和精神极限。

　　“几次考核下来，扶贫办差不多要得罪所有的干部了。”吕雨说。但他将继续“得罪”下去，原因简单而严肃：“这次动的是真格”。

　　广阔农村，大有可为

　　在问责办法出台的同时，广东省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驻村干部选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对于数量庞大的驻村干部来说，意见鼓舞人心――驻村一年以上愿意留任的先进工作者将提拔一级职务。

　　奖惩分明为这些新时代的“知青”们注入动力。2010年，广东省直和中直驻粤单位、各地级以上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共选派出1893名干部驻村，加上其他县区一级和帮扶单位，这个群体多达数千。他们大多来自省内发达地区，习惯城市生活，因为响应号召而来到了省内条件最艰苦的农村。毛泽东当年“农村是广阔天地，可以大有作为”的豪言则成为不少人的新座右铭。

　　但这不代表就能忽略了困难和压力。逐家逐户的摸底、庞杂的数据整理，艰苦的生活环境都带来考验。由于巨大的城乡差距，一些年轻的女干部会因陌生的动物叫声而不敢入睡，欠佳的卫生条件让不少人得了皮肤溃烂和失眠症。

　　某地一项不公开的小范围调查得出，驻村一年来，愿意留下和希望回去的干部为一比一。纵使挑战是如此巨大，但大多数干部还是表示，只要工作需要，就会服从安排留下来。

　　决策层以人为本，下级顾全大局，使得驻村干部队伍获得稳定发展。“对公务员来说，提拔的确是很好的鼓励。”阳江市阳东县驻大八镇古城村扶贫干部林良蕴说，“但慢慢你会发现，在农村基层获得的工作经历和经验才是最大的财富。”

　　现在，周边一百多名驻村干部已经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建立QQ群，互通工作信息，关心彼此生活，还定时串门。“我们在这里收获了工作、经历和友情。”一名干部说，“这将是我们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广东扶贫，全国可借鉴

　　――访广东省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容根

　　南方周末：此次两会，西部的代表们纷纷提出请求国家增大对本省的扶贫力度，请问广东的代表在两会上谈了哪些关于贫困与扶贫的问题与诉求？

　　李容根：这次两会上，代表们很关注扶贫工作，广东扶贫任务比较重。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更加注重民生，要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必然要解决贫困问题。广东省十届八次全会提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幸福广东，如果最贫困的老百姓不幸福，幸福广东就无从谈起。

　　南方周末：广东创造了扶贫工作的新机制“双到”，这种想法从何而来？

　　李容根：扶贫是历任省领导高度重视的工作，而且开展过对口扶贫，但原来的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对子是结上了，但要求不很明确，效果不佳。

　　汪洋书记2007年冬到广东不久，我记得他在12月份到清远、连山等高寒山区最贫困的地方，看望群众调查研究，看到那里的老百姓生活那么苦难，生产条件很恶劣。他看了之后感觉非常震撼：“难怪国内有说法，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一看果然如此。”他认为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如果“最穷的地方在广东”这个帽子不摘，咱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受到影响，咱们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形象也会受影响。而且我们也很难向这些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交代。改革开放几十年了，享受不了改革开放的成果？

　　汪书记提出：要建立一套新的机制，“能不能将扶贫规划到户责任到人？

　　明确责任之后，具体怎么扶？是不是简单派几个干部看一看，或者给你一两千块钱就了事，不是，而是所谓“靶向疗法”。如果你有劳动力，就培训你，转移出去就业；如果你愿意在农村种地，但产品不知该怎么卖，不知道往哪里流通，就为你找渠道；如果你不知种什么，养什么，就引进一些龙头企业，带领大家种养致富。

　　去年一年，全省培训了60多万人，转移就业16万人。培训非常重要，既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又提高他们致富的本领、能力、思想。输送出去一个，就脱贫一户。

　　南方周末：的确，致富的思想很重要，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似乎是扶贫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具体怎么进行“观念扶贫”？

　　李容根：我们跟参与“双到”工作的工作队员聊天：你到贫困村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他们就提出：老百姓“等靠要”的思想比较突出，好像穷惯了，对脱贫致富没有信心。

　　怎么解决？工作队的同志驻进去之后面对面地做思想工作，宣传这一次“双到”工作的做法和意义。更重要的是抓典型带动，比如我去韶关看了好几户人，是省政府办公厅帮扶的村、工作队，帮助他们建猪舍，然后联系好饲料，先供应给他，卖猪的时候再来结算，再联系好生猪销售企业和养猪户签订生猪收购合同，养猪户养了一批猪以后每头猪可以赚到二百多元，尝到甜头，他就继续养。其他人一看：你这户人原来那么穷，那么没本事，居然能养猪挣钱，所以他们就感到这次工作组来扶贫是自己致富的一个极好机会。

　　南方周末：您提到办公厅收鸡，这其实是个渠道问题。在我们这几天的实地采访中，发现比帮助农民找到适合种植喂养的作物家禽畜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的劳动成果联系到销售渠道。这点各省直机关、国企等都充分利用了各自的资源与人脉做到了，但三年之后撤退，开始完全独立的农民及他们的产品是否还能保持足够的竞争力呢？

　　李容根：现在我们利用把龙头企业引到贫困村去的方法（搭建渠道）。让被帮扶的贫困户和龙头企业挂起钩来，有些进入农业合作社。有了新的生产和销售渠道，贫困户就有信心。我认为，现在工作队走了，他们同样能朝这条路走下去，主要是提高了他们组织化的程度。

　　比如省委办公厅负责清远坑塘村发展畜牧业，办公厅负责搞好基础建设。企业省却了这项投资，只需要组织生产、流通、服务，不会影响龙头企业的效益，从而实现双赢。

　　南方周末：民营企业毕竟以经济效益为首要考虑条件，如何引导它们兼顾经济回报和社会责任？

　　李容根：扶贫工作不但没有影响企业效益，反而增加了企业效益。为什么这么说？现在的农业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很高，农产品不愁没有市场，还不断涨价，主要的问题是怎么样把它们组织起来，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收起来销到城里去。

　　南方周末：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个单位掌握的资源不一样，帮扶效果自然也不同，设计时是否考虑到？

　　李容根：有这些考虑。去帮扶的单位和干部素质肯定不一致，哪个单位掌握的资源比较多，帮扶的力度可能就比较大，投入的资金比较多；而那些筹资能力比较低的单位，可能帮扶力度就弱一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去年省财政安排7亿元给各县镇帮扶的村，每村30万元启动资金。还在扶贫基金中安排了2000万。给省直、中直帮扶工作筹资比较困难的单位，每个村50万元。以此来平衡帮扶工作。

　　南方周末：那么当初帮扶单位的安排原则是怎样的？

　　李容根：根据帮扶的总量和可以参与帮扶的部门来进行对口安排。由扶贫办直接安排，没有什么原则，随机分配。

　　南方周末：采访中我们发现，如省直单位、大型企业等优质力量相对过多地集中在粤北地区，而粤西地区却没有。请问为什么？

　　李容根：当时考虑粤北地区贫困面大，所以粤北地区是我们省直机关的帮扶重点，在这方面起一个带头作用。粤西粤东安排给珠江三角洲市区去帮扶，回过头来看，珠三角帮扶力度并不弱，比如深圳、广州、珠海、东莞、台山、中山帮扶力度就很大，拿了不少钱做帮扶工作，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

　　南方周末：汪洋书记也有对口帮扶的村子吧？

　　李容根：13个省委常委再加省政府分管三农的副省长挂钩联系一个市，也挂到县，县里也给挂到村。汪书记是挂在肇庆，每年都会去好几次协调做好帮扶工作，每次都是轻车简从，深入到各家各户了解帮扶情况，看望贫困群众和当地干部群众，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一起研究脱贫致富办法，为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

　　南方周末：您所接触和了解的驻村干部目前的状态和心理是怎样的？

　　李容根：驻村干部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他们都是通过单位竞争出来的。驻村工作队既努力做好帮扶工作。同时，他们也把这次到贫困村做群众工作看成是他们学习锻炼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有一些干部，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毕业后就到机关、国有企业了，真正从事农村工作的机会很少。刚去的时候，有些同志就碰到很多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难。但根据我接触了解，慢慢地，他们都热爱这一工作。

　　南方周末：雷州市白沙镇六余、草白两村扶贫开发中，因帮扶单位干部不驻村、扶贫工作几无开展等原因，镇委书记李振云、镇长王学、副镇长官明被免职。如何评价雷州三官员被撤事件？

　　李容根：这是按照省委对“双到”工作的要求去做的。这三个被免职的官员，对省委这么重大的部署都不很好落实，被免职了。为了保证“双到”工作责任落实，汪书记批示让监察部门跟进。

　　南方周末：省里对去年扶贫双到工作的总结中提出：社会力量发动不足。具体指什么？

　　李容根：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力的道义上支持也是一种行动。去年，在扶贫济困的活动中，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宣传发动面不够广，今年及早谋划把全省各方面扶贫济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参加扶贫济困行动。

　　南方周末：社会捐赠的扶贫款项怎么监督？

　　李容根：加强管理加强审计，对定向捐赠，根据捐赠人的意愿和地方政府联系，使捐赠资金发挥最好的扶贫效益。审计也要跟上去，去年的捐赠款项收取和使用情况，审计最近可能要公布了。

　　南方周末：本报记者过去几天在粤西北农村的实地采访中，发现参与扶贫的各省直机关与国企积极性之高涨，工作之用心，扶贫之具体，颠覆了此前任何一种扶贫模式。您认为广东的扶贫模式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吗？

　　李容根：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国家已经在做了，比如汶川地震对口援建，就是对口帮扶的责任落实。具体落实到户，当然广东是首创。这种模式我认为全国都适用。

　　全国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谈到，沿海地区的一些扶贫做法，比如广东扶贫“双到”的做法，为我们未来全国扶贫创造了经验。按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经验将来全国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