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血荒解码:献血不足,临床用血混乱不合理(图)

　　3月5日是一年一度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即“学雷锋日”，截止当天，江西九江市民刘立勇已经义务献血13个年头，累计献血量4.62万余毫升，相当于8个成年人血液的总和。

　　2月15日，北京一家二甲医院发出一份文件，号召本院职工参与应急献血，并且将献血名额分配到各科室，要求科室主任、护士长按分组及名额要求，自行协商人员安排。尽管也是义务献血，但该医院对参与献血员工做出一次性奖金2000元、一次性营养补贴500元及休假七天的奖励规定。

　　这次应急献血的背景是，北京两场小雪之后，全市血液库存量再度告急。而类似的献血号召文件，在北京及全国各级医院并不少见，应急献血在医院已经属于“常规动作”。

　　自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多个城市血液库存量不足（所谓“血荒”）的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每次相关部门号召之后的应急献血，也仅能缓解一时燃眉之急。

　　这场在公众与媒体看来已经是旷日持久的“血荒”，实际上并非只发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季，中国的血液资源不足问题由来已久，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两个：医院的用血不够规范，导致血液浪费严重；参与义务献血的群体数量不足。

　　输血新规范

　　42岁的王冲到了胃癌晚期，并已经转移到骨髓。他的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值均下降到了正常值的四分之一。医生对他采取输血措施，每天输注量是红血球2袋－3袋（每袋1.5单位，即300毫升），间或输入血小板1袋－2袋。整个治疗过程中共输注红血球85袋、血小板23袋。

　　但数万毫升的血液未能挽回王冲的生命，一个多月后病人死亡，死亡时全身皮肤巩膜黄染、水肿。鉴定发现，王冲并非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量却不合理的输血。

　　在中国，如同王冲一样因不合理及过量输血引起并发症的病人并不少见。王冲的遭遇作为案例出现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输血科主任李碧娟的一份报告中。王冲是化名，出于保护病人隐私需要，这份报告所用的21个不合理用血案例均没有给出病人姓名，报告对于中国各级医院的不合理用血情况做了总结，并参考国外文献，制定出一套用血规范。报告名为《科学安全有效输血》。

　　李碧娟以中国输血协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输血科分会常务理事的身份，首先在湖南，随后在四川、广东、广西及山东等省份数十家医院推广她的这套输血规范。

　　湘雅医院输血科利用医院的网络信息资源，直接掌握病人的输血指征，并且参与会诊及抢救病人，实地指导临床输血，及时纠正不合理用血。作为输血科主任，李碧娟有普通外科的博士学位及七年外科医生的经历，她告诉《财经》记者，外科医生的经验让她了解医生用血的习惯。

　　对于大出血病人，李碧娟等人总结了一套整体输血抢救方案，使血液成分的搭配更加合理，在少用血的同时使抢救成功率更高。与此同时，他们比其他医院更注重回收式自身输血。

　　根据湘雅医院输血科内部的总结材料，在对国内数十家三级医院进行合理用血专题讲座后，“这些医院的用血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缓解了日益增加的供血压力。”

　　发达国家每台手术的平均用血数为87毫升；在中国，2008年的相关数据显示，北京协和医院是0.86个单位（合172毫升），湘雅医院每台手术平均用血数为1个单位（200毫升）；李碧娟等人所编撰的用血规范实施之后的2009年，湘雅医院的这一数字下降到93毫升。

　　滥用血之害

　　尽管无法获得国内更全面的数字，但中国医院手术用血的不规范问题彰显无遗。2010年11月初于成都召开的第五届全国输血大会上，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羽表示，国内医院存在合理用血意识不够的问题，一些地方滥用血液。

　　2009年四川省一项针对199家二级医院和16家三级医院的临床用血情况调查显示，不合理用血普遍达到20％－30％。在有关输血知识的调查中，370名二级医院临床医生的正确率仅为67％。

　　而李碧娟等人所做的调查更令人吃惊，“过度输注红细胞、‘少量血’、‘安慰血’、‘搭配血’、滥用血浆的现象严重，大失血的输血抢救专业知识缺乏，外科病人合理用血比例小于10％”，他们通过对国内30多家医院共500多份病历的调查得出以上结论。

　　李碧娟说，很多医生滥用血液，源于把血液当成了药物或者安慰剂来使用。

　　把血液当成营养品而滥用，这种现象在医生中普遍存在。这一说法得到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的佐证，他告诉《财经》记者，一些医院迄今还以“多输血会健康”的谬论对患者过量输血。

　　事实上，不当输血是有害的，一位北京医生表示，用血有副作用。滥用血可增加输血反应，引起严重心律失常甚至导致死亡，过多输血会降低血小板的聚集能力、损害肾功能，以及抑制肝脏造白蛋白功能，同时造成严重资源浪费。因此，事实上医疗工作者的原则是，“能不输血就不输血。”

　　癌症患者王冲死于不合理输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李碧娟说，病人最后死于溶血反应，属于一种输血并发症。病人本来就处于癌症晚期，体内微循环不通，大量输血后加重了这一状况，最终导致机械性红细胞破裂、溶血死亡。合理治疗应该是先扩血管、打开微循环，然后少量输血。

　　类似王冲的大量输血病例可以被作为国内医院节约用血的主要阵地，因大量输血的患者用掉了所有血源的50％。所谓大量输血，是指24小时内输血量大于或等于循环血容量、3小时内输血量大于二分之一循环血容量、输入的浓缩红细胞大于20单位以及出血速度大于150毫升/分钟这四种情况中的一种或几种。

　　针对以上问题，在卫生部的推动下，一些地方成立了临床输血专业委员会，旨在宣传合理用血和传递输血医学科技动态，推广医学教育及新型理论方法。然而，临床输血专业委员会对医疗机构的实际用血情况不具有直接的钳制性，更不会代替卫生行政部门严把技术准入及标准关卡，因而其工作收效颇微。

　　卫生部还寄希望于另一个把关部门，即医院输血科（医院血库）成为确保临床用血安全有效的一个重要环节，赋予输血科参与并指导临床用血的责任，但由于多数地方医院对血库重视不够，仅视之为类似库房管理，并没有在专业水平方面有高要求，因此多数输血科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医院是最大的用血单位，如果其失守，不但会使用血量节节攀升，也将导致供需链条的其它环节错位。

　　献血量不足

　　与手术平均输血量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照的，是中国义务献血群体的人口比例远远小于发达国家。

　　卫生部官员在一次会议中表示，2009年的全国献血总人次已超过1100万，中国已基本完成从计划献血到自愿无偿献血的过渡。全国多个地方的调查数据也反映出，献血人数与献血量均在逐年增长。

　　以青岛市为例，2001年的本市献血人数65898人、献血量17吨，至2009年两项数据分别增为96838人、34.68吨，献血量翻了一番；昆明市情况类似，献血人数从2005年至2009年年均增幅约为10％。

　　近些年血液采集总量攀升，部分还得益于卫生部门从当初的“一般为200毫升，最多不得超过400毫升”改为鼓励一次献血400毫升。目前全国多地一次献血400毫升占80％以上。

　　虽然献血人数不断增长，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每年需要有4％的人献血，才可以满足临床需求（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数字）。从比例来说，中国的献血人群还差很多，这是发生经常性用血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全国范围内，2010年公布的参与献血人口比例是0.85％；北京市情况较好，这个数字是 2.2％。而在美国，现在每年大约有6％的人参与献血。

　　而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无偿献血，还将经历以流动献血、预约献血和固定献血为主的阶段，而目前国内刚刚基本实现从有偿到自愿无偿献血的转轨，刚进入以流动献血为主的阶段，目前固定的无偿献血志愿者比例不高，未建立满足快速增长临床用血需求的机制，与发达国家尚相去甚远。

　　与此同时，国内医院需血量增加更快。“这与近些年医保覆盖率上升，尤其是新农合政策医疗报销比例的上升有密切关系。”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告诉《财经》记者，这些因素导致近年来低收入人群的就医比例上升，医院手术数量及用血量随之增长。

　　血站的机制问题

　　与前文所述医院对献血员工进行奖励不同，一般的义务献血者不会获得如此报酬。

　　“为什么免费献血却不能免费用血？”这是许多不愿参加义务献血者常问的一个问题。甚至有人怀疑，血站是不是在靠义务献血者的血液获利。

　　依照国家《血站管理办法》，血站不以营利为目的。血站向医院供给的血液，由发改委统一定价。卫生部包括部长陈竺等多位高层亦曾多次向公众释疑，血站将血液出售给医院的费用，是其收回采集过程的成本。

　　采供血环节共包括车上采集血液、车上初检、实验室至少两次检验，并将血液制备（将全血分离为成分血）、储存以及运输至医院等；每个环节中所用的价格很高的试剂、包装袋，均为成本费用。按国家要求，各地血站近年来更新很多设备，利用这些设备的检测费用也包括在血液成本费用中。

　　如此估算，一些发达地区由于设备高级，成本费用要高于国家规定的220元每单位用血价格，血站甚至在此环节中出现倒贴和亏损。

　　从1954年中国大陆在沈阳建起的第一座血站，至今全国各地布点血站已达350多家。其中，全国省级单位有血液中心31个，市级单位有中心血站324个。70％的血站是纯公益机构的财政拨款补贴管理模式，30％血站通过独立经营、自收自支方式运转。

　　中国输血协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血液中心主任柳堤此前对全国血站管理情况做过调研，他发现血站内部体系存在机制上的漏洞。据其介绍，纯公益机构的财政拨款补贴管理模式，实行收支两条线，尚有一些资金缺口；而独立经营的血站运行资金缺口更大。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血液检测、运输及采供血机构运转费用完全由政府出资承担。“原则上说，公益性事业机构如果亏损或不盈利，差额应该由政府来补，从而保证正常运转，使得公益性作用凸显。”柳堤对《财经》记者说。

　　从现实来看，各地政府对血站支持力度差异很大。

　　新疆阿克苏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称，他们从1990年建站初期采血0.8吨，到2010年预计全年采血量5吨，人员编制未增加，地方政府很少资金投入，血站主要依靠2002年卫生部下发至阿克苏地区的国债项目520万元维持运转至今。这位负责人表示，他最担心的是由于当前该地区血站的设备严重老化，政府投入少从而增大血液安全风险；另外是人员编制不够，会直接影响血液采集量。

　　广西玉林市中心血站办公室主任程政凯也表示，玉林市血站发展至今共有90人，其中仅40人有财政编制，其他编外人员的工资由当地财政解决一部分，其他差额需靠血站削减成本等方式填补。

　　此种情况在东部沿海、珠三角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也同样存在。一位不愿具名的广东省中山市血站科长表示，这直接打击了血站员工在工作上的积极性，这种消极情绪导致血站运转动力不足，最后反映在采集血液、招募献血者等工作的创新能动性上。

　　2011 年2月22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大会上表示，随着医疗保障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年临床用血需求的增长率仍将维持在 10％－15％，无偿献血工作将面临更加艰巨和繁重的任务。为此，要探索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逐步建立以固定无偿献血者为基础、以团体无偿献血者为保障的献血模式。

　　“长期来看，血荒问题要彻底根除，必须把血站自身存在的机制问题和医院不规范、不合理用血的问题同时解决。”北京市血液中心主任刘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