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贺子珍在苏联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组图)

　　生活并不总是在演正剧，除了残暴的敌人强加给孩子们仇恨之外，自己营垒的不良分子和丑陋行为，也在使孩子们的感情复杂起来，有了更丰富的爱憎，并且学会了与不良行径做斗争。

　　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大加申斥。

　　陈祖涛说：“虽然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对他很有意见，尤其是我这个儿童委员会主席，和他接触要比别的孩子多一些，感受就更深一些。我们经常组织起来和他们交涉，给他们提意见，或者跟他们暗斗。”

　　继而，中国孩子们又发现了玛尕洛夫的贪占行为。战争期间很艰苦，但苏联政府还是设法保障儿童院孩子的食品有一定的量，本来比之和平时期这些食品已显得不够充足了，而玛尕洛夫还从中克扣。

　　玛尕罗夫夫妇吃小灶，孩子们吃的清汤挂水的时候，却看到院长夫妇的餐桌上总不乏肉和蔬菜，汤盆上漂着厚厚一层油，这全靠刮孩子的油水。陈祖涛说当他们发现这种情况时，就觉得他们很卑劣，不像革命者和领导者。

　　让中国孩子对玛尕洛夫忿忿的还不止这些。战争开始以后，国际儿童院里，又来了两位中国的成年人，一位是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一位是林彪第一任妻子张梅。张梅原名刘新民，陕北米脂人，当地老话云“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张梅长得确实很漂亮。1938年她陪林彪到苏联医治枪伤，他们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林小琳。然而也就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感情破裂，1942年林彪只身回国，张梅则留在了苏联。

　　当德军的闪击战迅速推进到莫斯科附近时，原来共产国际接待和管理的各国共产党人，都离开莫斯科被疏散到各地，像陈祖涛的父亲陈昌浩，就被疏散到了中亚细亚一个小城市库坎多，《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冼星海到了塔什干，另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李立三去了杜尚别，贺子珍、张梅就被送到了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

　　贺子珍、张梅来到国际儿童院也没有工作可做，在苏联也没什么认识的人，也不会俄语，没什么人来往，就是住在教师的楼里度日。时常陪伴她们的，就是她们在苏联的孩子。陈祖涛记得总看见李敏常和母亲贺子珍在一起，林小琳也常和母亲张梅在一起。

　　她们的生活和孩子们差不多，每天就是几百克的面包，没有其他的食品，甚至还不如孩子，吃不饱，营养不良，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解决饥饿的问题，贺子珍常常变卖自己的衣服。她从中国带了一些衣服到苏联。在伊万诺沃，或者用自己的衣服和邻居换些食品，或者就在住所外面摆小摊，变卖点钱购买食品。

　　陈祖涛印象里，贺子珍那时的脾气很不好，有时不知因为什么生气或碰上不顺心的事，就会打李敏。“我们特别同情贺子珍、张梅她们。当时感到最可怜的就是李敏，她年纪还很小，有时还挨打。”

　　也许就是由于贺子珍老发脾气和打孩子吧，负责照管贺子珍生活的国际儿童院长玛尕洛夫，竟然把贺子珍送进了苏联的精神病院，让她和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一起。陈祖涛他们在延安就见过贺子珍，后来又知道她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毛主席的前夫人，看到她受到这样的待遇，陈祖涛他们非常生气，他说：“我们就觉得玛尕洛夫是个混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副书记罗荣桓先后到苏联看病，从陈祖涛他们口中得知贺子珍被送进疯人院的情况。他们随即向国内做了报告，经交涉才把贺子珍接回莫斯科，又于1947年送她回国到了东北的解放区。

　　链接>>贺子珍在苏被迫进精神院 后悔错过与毛和好机会（组图）

　　引子：

　　1937 年底，贺子珍带着女儿离开了陕北，经西安去苏联学习以及治病。1943年，国际儿童院新来了一位院长，名字叫玛尕洛夫，他的妻子叫伊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中国孩子们和他们接触没有多久，就发现他们歧视中国人。他们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孩子都还可以，可就是对中国的孩子另眼相向，总是挑刺儿、找茬。爱憎分明，脾气大的贺子珍哪里忍受得了，她们之间经常吵架，一次院长看到贺子珍竟敢顶撞她，更恼怒了，恨恨地说：

　　“我看你今天是疯了，我叫人把你送到疯人院去!”

　　谁想，过了两天，几个穿着白衣服的彪形大汉真的闯进了贺子珍屋里，捉住她的手，揪住她的衣领，不问青红皂白就往外拉。当时，一起在苏联治病的女儿娇娇还躺在床上。贺子珍看到他们竟然要动武，把她和女儿分开，拼命地反抗着。她想跑到床边，紧紧地抱住女儿，但是她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些，就被挡住了。

　　贺子珍拉住了床栏，死死地不放手。可是她的手被人掰开了。她又试图拉住桌子、椅子，不肯离开女儿。然而，瘦弱的她，怎么能够敌过那几个俄罗斯高个子壮汉呢？

　　她终于被拖出了房门，拖下了楼，被塞上了汽车，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贺子珍在苏联精神病院的悲惨经历

　　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被强迫关进苏联精神病院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上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

　　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坏了，不是更倒霉吗？

　　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

　　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1947年贺子珍和李敏在苏联

　　后悔错过了与毛泽东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你不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的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贺子珍在医院里，反过来复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

贺子珍和毛泽东

　　她对回国寄托着希望

　　贺子珍为了实现回国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一个良好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智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好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子，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了出去。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空，并没有人接她、探望她，但她并不灰心；她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她的信会落到关心她的人手里，一定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