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河县垤玛乡:一个不为人知的沉默乞讨乡

　　云南省红河县垤玛乡，一个贫困人口占85%的特困乡，巅峰时期外出乞讨人员一度达到近千人。劝告遣返、高额罚款，设点堵截，行乞之风却禁而不绝，因而被冠上了“乞讨乡”的名号。发展失衡、贫富分化，大批贫困村落在经济大潮中沉默。出于生存的无奈之举，却被视为社会的疮疤。如今，一场治标不治本的打乞风潮，再度让“乞讨乡”们陷入漩涡之中。

　　云南省红河州垤玛乡地处山区，交通闭塞，土地贫瘠，贫困人口占85%，是国家级贫困县红河县最穷的乡镇之一。据调查，昆明、贵阳两地的流浪乞讨人员多来自这个仅有15201人口的偏僻乡镇。夜晚的垤玛乡安静无比，新房错落，而就是这样一个外表普通的乡镇，在巅峰时期外出乞讨人员一度达到近千人。2011年掀起的一场微博打拐，将垤玛乡再次放到聚光灯下。

　　垤玛乡是典型的农业乡，旱地多水田少的贫瘠土地导致作物产量非常低，每年种植的粮食还不够吃半年。很多人文化素质不高，除了种田外不再具备其他劳动技能。1980年前后，垤玛乡有了第一批外出乞讨人员。农闲时节，越来越多的村民结伙外出行乞。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行乞风气达到顶峰，有些寨子的人集体外出乞讨，留下一座座空寨。

　　早上9点，朱浩龙起床后坐在家中小憩，耕牛蹲坐在一旁。由于居住面积有限，耕牛干完活后就住在屋内。乡政府的一份材料显示，全乡15201人中，有2773户11092人与自己的猪、牛、鸡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对一贫如洗的家庭而言，出外务工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以哈尼族为主的垤玛乡，40岁以上的人基本听不懂，也不会说汉语。语言障碍导致村民外出打工只能选择到建筑工地或小餐馆打工，生存艰难，最终一部分人选择了乞讨。

　　朱哈生，今年年初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及爱人外出到贵州打工，并要求孩子乞讨，当听说最近正在清查流浪乞讨儿童，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被带走，近日带着孩子回到家中。面对“乞讨乡”的舆论风波，当地政府开始采取劝说遣返、高额罚款、设点堵卡的办法，但现实的生存问题让乞讨风禁而不绝，垤玛人的行乞行为由大胆公开转变为相对隐蔽。

　　2010年11月底，杨胜崩（右）和丈夫瞒着家中的老人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与同村的另外五人一起外出乞讨，后被贵阳警方劝返，家中的亲人得知觉得难以和外人提及此事，但同时也很难过后说：“如果之前知道他们出去乞讨，即便家里再穷也不会让他们出去。”乞讨毕竟不是件不光彩的事，顾于面子，外出乞讨的村民大多谎称自己在城里拾荒，或者擦皮鞋，要么就是说在邻县给人干农活。

　　村民朱批福蹲在自家新建的房屋门口，为了盖房他们欠下了大笔债务，为了尽早还清债务，朱批福带着妻子和女儿一起外出打工，并劝说自己的女儿外出乞讨。随着近年来大量劳务输出，部分农民已能解决温饱问题，但为能多增加一点收入，改善生活条件或多一点钱治病，有些家长选择利用假期带孩子到城市乞讨。

　　朱批福（左）一家回到垤玛乡后，女儿小林（化名）受到了同学和伙伴们的排挤，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看到这一切，小林母亲说：“以后再也不会让小林出去乞讨了！”针对儿童乞讨的现象，当地政府形成严厉的处罚措施，对同意或纵容子女参与乞讨的农户，罚款1000―3000元，第二次发现的，罚款2000―6000元。学生参与非法乞讨活动的，取消享受“两免一补”政策，不准参加各项评优活动。

　　垤玛乡垤玛村委会中明村小组，一个孩子吃着冰棍走过垤玛乡中心完小前的一块黑板，黑板上写着：“教育成就未来，知识改变命运”。在垤玛村，连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大多都是半文盲。据乡政府统计，全乡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50%。

　　朱合格的小儿子今年即将参加高考，也是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孩子，但由于家里经济很困难，今年年初朱合格的老伴不得已外出乞讨，想为自己的小儿子上大学积攒点学费，到现在朱合格的老伴都还未归家。

　　垤玛乡河玛村委会达白村小组，蒙面玩耍的小孩看见记者拍照，摆出防卫的动作。当地参与过外出乞讨的儿童大都不愿意回忆行乞经历。有孩子说，在外面乞讨真的很辛苦，经常露宿街头，更不知挨了多少打。

　　垤玛乡牛红村，一名儿童看见记者拍照，有意识地避开镜头。一些让自己子女去乞讨的人家，则是看到一些乡亲通过乞讨改善了生活，也想通过乞讨致富。除了在父母的带领下乞讨的孩子，还有部分孤儿在领养人的带领下沦为童丐。而带他们出去乞讨的大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中，即便有带着出去的，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另眼相待”。

　　小芳（右）在和孪生妹妹在接受记者采访说，虽然自己很喜欢昆明，但是因为去乞讨，内心很害怕，短时间内不再会去了。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在光环背后，发展失衡、贫富分化，让一些贫困村落在经济大潮中沉默。出于生存的无奈之举，却被视为社会的疮疤。如今，一场治标不治本的打乞风潮，再度让“乞讨乡”们陷入漩涡之中。